廖珮雯：马来西亚式君主立宪能否借势崛起？

马来君主利用政治结构中可使用的工具，如新媒体科技的潮流，在宪法赋予的君主权力范围内，极大化王室机构的利益和资源，并善加利用当代社会延续的封建心理，建构稳定强势的民意基础。在政党式微之际，逐渐扩张影响力，将超然的王室地位进一步提升。

今年1月31日，马来西亚迎来新任国家元首柔佛苏丹依布拉欣。或许很多人会认为，马国君主立宪是继承自英殖民政府的威斯敏斯特体系君主立宪，但多位学者在有关马来王室的研究中提到，马国的君主立宪具有独特性，不能单纯以西方，尤其是欧洲王室的君主立宪制来看待，而是应该置于东南亚，甚至是马来世界的历史社会脉络来理解。

马来西亚式君主立宪拥有显著特殊性，一是结合威斯敏斯特体系君主立宪，+即国家元首和首相分权，首相必须是国会最大党党魁，掌握行政和立法权；而马来统治者则是虚位元首，拥有象征地位。与此同时，马来统治者具有相关马来文化和宗教权力，是马来传统文化保护者和伊斯兰领袖。二是马来西亚拥有九位马来统治者轮替担任国家元首的机制，每次五年任期，自独立以来都和平交接。三是统治者会议的机制，由九位马来统治者和四位州元首组成，作为国家咨询机构发挥各州统治者的影响力。

这些特殊性是在宪政框架下的君主立宪。但是，自马六甲王朝开始（公元1400年），作为一个绵延至今的王室机构，挺过了欧洲列强殖民东南亚的时期、工业革命后的现代化进程、日本侵略东南亚的战争、二战后民族自主的独立运动，甚至马来王室在建国初期尝试掌握立国与立宪的基础，以及在马哈迪威权时代委曲求全，最后在政党势力逐渐削弱之时，马来君主搭乘全球化和数码化大潮，貌似呈现一股再起之势。

马来西亚式的君主立宪及承载的王室机构，如何在不断变化的历史潮流中生存、重塑、复兴及重新崛起，是东南亚研究中，饶有价值的研究方向。

学者米尔纳（Anthony Milner）在探讨马来王室存续原因时主要提到两点：一、本土化kerajaan传统的延续；二、现代化的创新政治。米尔纳对于本土化马来王朝的分析来自其名著《Kerajaan：殖民前夕的马来政治文化》（Kerajaan: Malay Political Culture on the Eve of Colonial Rule）。

马来文化中的授勋及嘉奖机制（nama system）在封建制度下，被马来王国的君王或苏丹用作号召归属感和团结的象征。封建体制下的马来王国，苏丹无法完全掌控政治、经济和军事实权，地方上的马来酋长反而是实际管理者，但作为一国中心的苏丹，通过仪式和宗教的展演、神话叙事的威望，以及授予勋章的权力，来控制分散各地的马来土邦酋长。这当中的授勋及嘉奖机制，被保留在现代马国政治文化中，形成马来半岛社会脉络下的历史延续性。这包含整个机制所连带的社会价值观，包括忠心、服从、互惠，由此建构苏丹与臣民的关系。

这种隐含的封建价值观，在学者阿拉塔斯（Syed Hussein Alatas）看来是一种封建心理，是在封建体制结构被殖民主义摧毁后，在历史洪流中保留在马来社会深层文化的一种意识形态，并极大地影响和体现在政党主导的现代政治文化中。然而，这个深层且具有历史延续性的封建心理，正以另一种方式主导马来政治文化。在独大超过半世纪的巫统逐渐式微后，封建心理的论述不再由政党所主导，而是回到马来王室的控制中，以超然的政治地位，进一步掌握由此价值观引申的政治论述。

传统kerajaan的政治系统，不是以疆界为国家认同，而是以苏丹为中心的政治认同（即人民是某某苏丹的臣民）。通过营造圣君形象和君权神授的宗教合法性，kerajaan系统建立由苏丹的威望和名声形构的政治权威，从而掌控苏丹和人民之间的主导关系。

柔佛王朝拟定马来西亚首部现代宪法

马来王室还有一项让它存续成功的重要策略，即随着时代潮流自我创新、自我改良、自我重构、自我适应的能力、韧性和能动性。不同学者都提出不同例子来支持这项论点。

其中，米尔纳主要以柔佛天猛公王朝为例。苏丹阿布峇卡在1895年就拟定马来西亚第一部现代宪法。这部将英国宪法融合马来传统文化揉为一体的柔佛宪法，在当时殖民世界可谓创新。当时的柔佛还没正式有英国派驻的殖民官员（柔佛在1914年才和英殖民政府签订条约）。

除了柔佛宪法，柔佛王朝也命令宫廷作家书写柔佛纪年（Hikayat Johor），模仿英国人划定国土疆界，统计人口，以现代政治语言列明柔佛政府和苏丹的分别，显示其现代化的企图心和随着时代潮流应变的自我创新能力。此外，柔佛王朝也开始建立现代化官僚系统、邮政系统和军队，建设公共设施，为国内臣民提供现代化教育，模仿新加坡的学校教育课程。

另一个具有自我重塑韧性的是霹雳王室。霹雳是最早落入英殖民政府手中，且被归为马来联邦的州属，由英殖民政府派驻参政管理州内事务，霹雳苏丹基本被剥夺重要政治经济权力。

然而，在独立之际，拥有大法官背景的苏丹阿兹兰沙参与倡议1948年马来亚联邦计划，其子苏丹纳兹林沙也在2004年发表《当代马来西亚王室》，重新定义当代王室的角色与合法性。这被学者科普夸（Kobkua Suwannathat-Pian）和哈尔丁（Andrew Harding）视为一种王室机构的复兴，哈尔丁甚至称其为纳兹林式君主制。“纳兹林式君主制”是以现任霹雳苏丹纳兹林沙为名，他拥有哈佛大学政治经济与政府的博士学位，重新定义和论述新时代君主在议会民主政治下的定位、权力、义务、责任、权威与合法性，为当代马来王室提供强有力的论述基础。

由于1990年代在马哈迪威权统治下，马来统治者被削权，因此，在纳兹林式君主制的定义下，马来统治者以全新正面形象示人，主要体现在热衷慈善活动、关怀人民、为民服务、爱民如子，以及高级知识分子倡导良好治理的政治论述。

发展为监督政治的中流砥柱

以此为基础，纳兹林式君主制逐渐发展为马来统治者是监督政治人物和政党的中流砥柱，也扮演社会父亲的角色。马来统治者会适时对政府的任何失职、错误管理、贪污滥权等弊病，提出尖锐批评。这样的马来君主形象在“一马丑闻”沸沸扬扬期间，更发挥重要影响力。正如科普夸所称，新的王室角色无疑超出人们对立宪君主的责任和作用的理解。

当代马来统治者延续传统马来政治文化的特征，即能适应不同时代潮流的能动性，在不同时期发明创新的改良策略。在低潮时会放低身段；当大风起时，又会借势而起。马来君主利用政治结构中可使用的工具，如新媒体科技的潮流，在宪法赋予的君主权力范围内，极大化王室机构的利益和资源，并善加利用当代社会延续的封建心理，建构稳定强势的民意基础。在政党式微之际，占据主导话语权位置，逐渐扩张影响力，将超然的王室地位进一步提升。

许多学者对马来王室机构的韧性和扩展性都深具研究兴趣：一个传统旧时代的体制，如何在现代社会思潮下延续数百年？靠海洋贸易发迹的马六甲王朝传承的灵活变通、借势而起的策略，或许值得深思。

作者是新加坡国立大学亚洲研究博士候选人，马来西亚时事评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