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论：从美国学贷豁免 看台湾政策考量

来源：台湾《经济日报》社论

美国总统拜登8月24日宣布，拟对联邦助学贷款债务人进行大赦。只要个人年所得低于每年12.5万美元（17万新元），可豁免1万美元，而中低收入积欠派尔助学金者，更可豁免2万美元。美国学贷大赦虽是拜登的竞选政见，但一般认为可能助长通膨，现在实施很明显的是选举考量。

美国学贷豁免政策比学贷缓缴政策更优惠。联邦政府自2020年3月起，即允许贷款人缓缴学贷。搭配学贷豁免政策，联邦政府除拟延长缓缴期限至今年12月外，并拟订定个人可支配所得的5%，为每月缴本息的上限。据估计，缓缴政策每年耗费联邦政府600亿美元。

学贷占美国家计单位债务的10%，为仅次于房贷的的第二大债务。目前美国占总人口13.6%的4500万人积欠1.6兆美元的联邦学贷，平均每人积欠3.6万美元。除了最高所得约200万的贷款人无法获得豁免外，联邦政府未来10年须花费3000亿美元以上，补助其余4300万人；其中，1500万人积欠金额少于1万美元以及500万人积欠1万至2万美元，可完全获得豁免。

学费涨幅高于家户所得涨幅，是美国民众积欠学贷以及出现高违约率的主因。 1974年时，美国私立大学一年学费2000美元，为家户所得中位数1.3万美元的15.4%。相对地，到了2018年时，此三数字分别为3.47万美元、6.3万美元以及55.1%。由于民众接受高等教育后的投资报酬率不如预期，导致目前学贷违约率高达16%。

目前美国女性平均学贷高过男性，而非裔平均学贷（每人5.3万美元）也高于其他人种。 1960年代开始流行的“人力资本理论”认为，人们投资高等教育可获得未来薪资提升的预期利益。只要此利益超过投资期间包括学、杂费以及无法工作的损失，这两项成本加总时，人们才会进行投资。然而，基于下列两项因素，投资回收可能不如预期。首先，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一书中指出，在做生涯规划时，人们往往过度乐观，且在年轻时此倾向更明显。其次，和其他贷款不同，联邦学贷对申请人几乎来者不拒；贷款人既不需提供扺押品，也不会因性别、人种或就读科系的预期展望而受到差别待遇。其中，女性（相较男性）以及非裔（相较其他人种）更可能因就读非专业技术科系，而无法偿还学贷。

拜登的学贷豁免政策，造成下列三项影响：首先，学贷豁免属从天而降的意外之财，因而和薪资所得相比，被豁免者有更高诱因立即消费，从而恶化通膨。其次，学贷豁免相对惩罚已缴完学贷者，以及未接受高等教育者，从而造成逆向所得重分配。美国目前25-34岁的民众，约有四成接受高等教育。然而，家庭收入最高及最低的40%分别欠下近60%以及不到20%的学贷。最后，适龄上大学的学生，预期学贷豁免日后会重现，因而更有诱因上大学，从而提高大学学费。

回到台湾，目前私立大学的学费为平均每人民众所得的13.7%，远低于美国的51.2%，因此，台湾学贷的规模也远低于美国。今年3月的资料显示，台湾有84万人（占总人口的3.6%）积欠学贷1673亿元（新台币，下同，76亿新元），平均每人积欠20.7万元。再加上目前的学贷利率为1.275%，甚至低于央行的重贴现率1.5%，因而违约率仅有0.5%。

目前台湾25-34岁的民众接受高等教育者有64.7%，且以相当宽松的条件（家庭年所得120万元以下），通过学贷的申请。因此，学贷低利率政策，造成接受高等教育的相对较富裕民众，却获得补贴。

美国的学贷豁免与台湾的学贷低利率政策，对民众消费意愿及所得重分配产生类似影响。不过，台美政府都是选举考量；民主党是希望获得年轻选民支持，以赢得11月的美国期中选举，而民进党则是企图在11月的地方选举取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