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兹别克骚乱：“颜色革命”盘旋 中美俄的中亚棋局去往何方？
来源：香港01
作者：刘燕婷
继2020年10月吉尔吉斯议会大选骚乱、2022年1月哈萨克未遂政变后，中亚近日再生动荡。
6月25日，乌兹别克公布修宪草案，内容涉及对现行宪法的170多处修订和补充，包括将总统任期从5年增至7年、禁止死刑等。根据乌兹别克此前公布的修宪进程，本次修宪草案将在7月5日结束审议，后于全国范围内举行公投。
然就在7月1日，乌兹别克的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Karakalpakstan）为此事爆发了大规模示威。从已公布的修宪草案来看，引发怒火的关键在于，乌国宪法本有关于卡拉卡尔帕克“主权”和“有权公投脱离乌兹别克”的描述，但上述内容将于此次修宪后消失，在卡拉卡尔帕克民众看来，此举无疑是对地方自治权的剥夺；此外，当地反对派领袖塔兹穆拉托夫（Dauletmurat Tazhimuratov）原本号召民众在7月5日上街示威，结果活动尚未举办便遭乌国警方逮捕，引发了卡拉卡尔帕克的街头怒火。
针对此番事态，乌兹别克内务部于1日晚间发表声明称，因对共和国正在进行的宪法改革“产生误解”，卡拉卡尔帕克首府努库斯市（Nukus）有部分公民上街游行，并在当地的中央农贸市场组织了非法示威。7月2日，卡拉卡尔帕克自治共和国立法机关、部长会议、内务部发布联合声明称，努库斯市的“抗议”活动是由犯罪集团组织策划，企图占领卡拉卡尔帕克的行政机构，从而分裂社会并破坏乌兹别克的政治稳定的行为。该声明同时指出，事件中也有“恶意外国势力”的介入，“他们企图影响卡拉卡尔帕克斯坦局势的发展，包括针对性地发布资讯和歪曲时事。”
7月2日，乌兹别克总统米尔济约耶夫（Shavkat Mirziyoyev）亲身前往努库斯市，会见卡拉卡尔帕克各方代表，称决定取消即将启动的修宪公投中涉及该自治共和国地位的条款。与此同时，米尔济约耶夫也宣布卡拉卡尔帕克进入为期1个月的紧急状态，时间由7月3日0时开始，至8月2日0时结束。紧急状态期间，全区将在21:00-07:00实行宵禁，同时限制人员进出，所有公共活动也被禁止。根据乌兹别克《紧急状态法》规定，该国国防部队将派驻到当地以确保社会安全。7月4日，乌兹别克政府表示，此次骚乱导致18人丧生，243人受伤。
事态发展至今，似乎渐有缓和趋势，但由米尔济约耶夫3天内两度前往卡拉卡尔帕克、并宣布启动长达1个月的紧急状态来看，乌国政府应对此事相当谨慎，而箇中原因，或许是邻国哈萨克的前车之鉴。
2022年1月2日，哈萨克因液化天然气价格调涨，爆发了大规模示威，骚乱迅速在曼格斯套州（Mangystau）、图尔克斯坦州（Turkistan）、阿克託别州（Aktobe）、阿拉木图州（Almaty）与首都努尔苏丹市（Nur-Sultan）等地方蔓延，并在多重因素作用下，逐步升级为混合战争，出现多地政府机关遭袭击、安全人员遭斩首的骇人画面。
1月5日，眼见局面逐渐失控，哈萨克总统托卡耶夫（Kassym-Jomart Tokayev）宣布进入为期两周的紧急状态，并请求集体安全条约组织（CSTO，简称集安组织）向哈萨克派遣维和部队；1月8日，集安组织维和部队抵达哈国首都努尔苏丹，开始执行维和任务；1月10日，哈萨克进入全国哀悼日，局势已然回稳，托卡耶夫定调骚乱为“未遂政变”，哈萨克国家安全委员会（安全部）主席、国安局长马西莫夫（Karim Massimov），以及国安会副秘书长阿卜迪莫穆诺夫（Azamat Abdymomunov）等官员皆被逮捕、移交审判；1月11日，集安组织维和部队确定将自1月13日起逐步撤离，事件由此画下句点。
这起骚乱导致了227人死亡、上千人被捕。有鉴于哈萨克内部长期的区域发展不均、氏族政治阶级化，民众会为液化天然气价格调涨而上街，也是理出自然；但吊诡之处在于，哈萨克政府为平民怨宣布降价后，贫困州的示威人潮逐渐散去，阿拉木图、努尔苏丹等大城的骚乱反而越演越烈，并由此分裂出三条冲突主线。
第一，境外势力的策动，例如反哈萨克官方、流亡法国的阿布利亚佐夫（Mukhtar Ablyazov），便通过自己在乌克兰的非政府组织“哈萨克民主选择”（DVK），号召民众上街；第二，政权内部出现被渗透现象，例如马西莫夫等国安单位放纵情势失控、任由暴徒接管军火库；第三，极端势力趁乱活动，包括施行斩首的伊斯兰恐怖组织、上街打砸抢的泛突厥主义暴力组织。整体而言，是经济议题示威在境外势力操弄下，逐渐走向颠覆政权的“颜色革命”，但此一过程又遭暴恐势力部分骑劫，最终酿成了大规模的失控暴力。
而此次乌兹别克骚乱的爆发，也出现了部分类似现象。首先，是与欧美有联系的境外反对势力开始活跃行动，以总部在波兰华沙、Twitter帐户拥有近100万粉丝、于2020年至2021年的白俄罗斯示威中高度曝光的俄语媒体“NEXTA”为例，其在7月1日示威开始后，便在俄语的Telegram频道内表示“由于乌兹别克媒体无视此次大规模示威，当地民众要求西方媒体进行宣传，以吸引国际社会关注”，并号召各方录下示威现场的照片与视频，发送到其提供的信箱内，其也开始在频道内频繁发送，当中有不少片段皆被西方媒体引用。
而在Twitter上，NEXTA与总部位于德国柏林的“乌兹别克人权论坛”（Uzbek Forum for Human Rights）也积极营造话题，包括“反对派领袖塔兹穆拉托夫正在医院接受重症监护、情况严重”等；此外其余中亚色彩浓厚的非政府组织（NGO）亦积极响应，例如总部位于美国的“自由哈萨克人”（Free Kazakhs），便试图将此事与其向来主打的反哈萨克官方、支持东突厥势力、反俄罗斯意识形态相连结，发表了“纳扎尔巴耶夫（Nursultan Nazarbayev）=托卡耶夫=卢卡申科（Alexander Lukashenko）等字句，并表示是同一集团导致了哈萨克、乌克兰与乌兹别克的鲜血；总部位于瑞典、主张推动中亚民主化、聚集了乌兹别克流亡反对派的“中亚协会”（Association Central Asia），也在接受西方媒体访问时，谴责乌国政府“使用致命武力”、“官方从一开始就该选择对话谈判”。
此外，卡拉卡尔帕克此次也出现暴徒攻击军火库、缴获武器，进而袭击努库斯机场的现象，与哈萨克骚乱时，暴徒袭击军火库后前往占领阿拉木图机场的情节相同，再加上此次亦有多处政府机关遭袭击，可以发现情势也正朝向混合战争升级。
然而乌兹别克骚乱亦与哈萨克有所不同。一来，或许因乌兹别克政府在7月2日后中断了卡拉卡尔帕克的网络服务，并派遣部队进驻平乱、封闭该处与哈萨克边界，切断了当地与境外的联系，也恢复政府对机场、各处机关的实质控制，故骚乱整体迅速平息，未如哈萨克般纷乱数日，甚至还需集安组织前来维和；二来，就乌兹别克官方公布的最新资讯来看，政府内部尚未有官员遭到惩处、或遭控在过程中“里应外合”，整体事件也未往“未遂政变”定调，只是停留在“犯罪集团组织策划”、“恶意外国势力”介入，可见骚乱虽对米尔济约耶夫政权造成打击，却尚未严重到统治集团为此公开对立的程度。
综上所述，乌兹别克此次虽有些许“颜色革命”特征，却未沿哈萨克、乌克兰的剧本发展，可能与渗透结构动员失败、统治集团达成共识、政府反应迅速有关。
而细究乌兹别克当地政治结构，种种不稳因子构成了骚乱温床，也在某种程度上型塑了乌兹别克的对外政策。
在统治集团组成上，乌兹别克与哈萨克、吉尔吉斯等中亚国家相同，本质是各氏族－地域集团的结盟博弈，例如以塔什干为大本营的“塔什干氏族”（Tashkent clan），便长期把持乌兹别克国安系统，其主要竞争对手“撒马尔罕氏族”（Samarkand clan），则以掌控乌兹别克内政闻名，且是独立以来两任总统的出身集团；其余还有“费尔干纳氏族”（Ferghana clan）、“吉扎克氏族”（Jizzakh clan）等较小集团，同样参与前两大氏族的合纵连横。故对乌兹别克总统来说，聚拢统治集团共识、确保国安系统的忠诚、妥善分配利益，是维持政治稳定的关键。
此外，乌兹别克自独立以来，便深受极端伊斯兰势力所苦。90年代部分主张暴力推翻世俗政府的伊斯兰团体遭清剿后，遁入当时的恐怖主义大本营阿富汗，并在塔利班支持下成立“乌兹别克伊斯兰运动”（简称乌伊运），并与“乌兹别克伊斯兰解放党”（简称乌伊解，又称“伊扎布特”）在乌兹别克东部的费尔干纳盆地长期活动，成为乌国纷乱的根源之一。
2005年5月，乌兹别克爆发“安集延事件”，其发展便可谓是颜色革命、统治集团分裂、极端伊斯兰趁火打劫的极致交缠。起初，民众示威仅是要求政府释放疑与恐怖组织联系、在安集延被捕的23名商人，但乌伊运等团体随后率领武装份子突袭员警岗哨、抢劫武器弹药，袭击关押23名被告的监狱，释放2000余名在押囚犯。期间，乌国各式西方NGO号召民众上街，并将此次冲突塑造为“民主化运动”，呼吁各方团结喊出“总统下台”等口号、推翻卡里莫夫（Islam Karimov）政权；掌握国安系统的“塔什干氏族”又出于夺权需求，放纵恐怖份子肆虐，企图让出身“撒马尔罕氏族”的安集延首长、乌国内政部长陷入危机，导致局势濒临失控边缘。
最后时任总统卡里莫夫与“塔什干氏族”达成一系列人事安排协议后，安全部队终于出动针对该地骚乱，并以超过千人死亡的代价平息了这次事件。而由于美国在事件中扮演一定角色，故原本亲美的卡里莫夫政权事后开始了外交转向，既驱逐全球教育参与（Global Involvement through Education）、普世慈善服务（Ecumenical Charity Service）、欧亚基金会（Eurasia Foundation）、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对口国际（Counterpart International）、自由欧洲电台（Radio Free Europe）等大批NGO，也宣布禁止美军租用“卡尔希— 哈纳巴德”空军基地（Karshi-Khanabad Air Base），中断了两国军事联系。
与此同时，卡里莫夫开始修复与中俄的互动。2005年11月14日，俄乌两国签署《俄罗斯联邦与乌兹别克共和国同盟关系条约》，议定“若俄乌两国中有一方遭到第三国侵略，另一方必须提供必要的帮助，包括军事援助”，并于2006年重新加入集安组织；卡里莫夫亦于同年访华，签署《中乌友好合作条约》。而后美国虽以军事援助、协助反恐等举措，恢复了与乌兹别克的军事联系，乌方也于2012年再度退出集安组织，作为与俄罗斯拉开距离的表态，但整体来说，自2005年安集延事件后，乌兹别克的对外政策便维持了在美俄之间微幅摆荡的“中立路线”，既要避免被单一大国宰制内政，也要藉着双边要价获取最大利益。
而回顾此次骚乱，其对中美俄亦有不同意义。对美国来说，其不会放弃在中亚“输出民主”的规划，但若行动失败，其也不会坚持反对现有政权，毕竟“颜色革命”的最终战略目的仍是加深目标国家对美国的依赖，而非推动善治，更不是彻底摧毁美国与目标国的关係。此次乌兹别克骚乱若能成功颠覆政权，形同是给正在乌克兰酣战的俄罗斯一记背刺，并可能产生区域扩散效应，推动“中亚之春”，有机会让俄罗斯的地缘后院失火；但如今显然成功机会极低，故美国接下来的动作，应会着重维持与米尔济约耶夫政权的关系，表面上对此次伤亡“表示关切”，实际上却不会有太多实质惩罚，除非骚乱有再起现象，并且蔓延至乌兹别克其他省分，其才可能再趁势介入，操作颠覆政权。
对俄罗斯来说，其虽不乐见中亚出现骚乱，却也希望乌兹别克因此更加亲俄。2012年乌方退出集安组织后，俄罗斯便一直希望能与其“破镜重圆”，让乌兹别克重回组织，而2022年1月的哈萨克骚乱，证明了安全力量对稳定内政的作用，故此次乌兹别克骚乱后，俄罗斯内部亦有舆论期待，乌方能再敲击安组织的入会大门。然而俄罗斯经历了乌兹别克的2012年退会，亦担心自己“关心过度”会适得其反，故此次仅由俄罗斯总统新闻秘书佩斯科夫（Dmitry Peskov）出面表示，“在乌兹别克发生的一切，都是这个国家的内政”，也就是向米尔济约耶夫政权表达支持，但不公开提出其他政治倡议与呼吁。提防美国策划颜色革命、避免各国与己政治疏离，是今日俄罗斯面对中亚的经纬之道。
而对中国来说，中亚并非自己传统的地缘势力范围，且此地至今仍是美俄的博弈场，故北京在此最大利益，并非诉求政权轮替、政治改革，而是深化与当地的经济交流、产业联系，扎稳“一带一路”根基。在此脉络下，稳定的中亚政局与社会，才是最佳状态，故北京面对中亚近年骚乱，向来支持该国政府维持秩序，并且反对“颜色革命”等颠覆活动。如此表态虽在一定程度上与俄罗斯接近，却又与“后院”概念有所不同，中国在此经营既要克服基建不足、安全条件堪虑等障碍，也面临了俄罗斯的质疑，时至今日，中俄互信仍在一定程度上决定了中国在中亚的经纬力道，例如1997年由中国、乌兹别克、吉尔吉斯三国签署的连接三国铁路备忘录，便因普京反对而持续延宕，直至2022年俄乌冲突爆发、中俄关系有所提升后，普京才于5月点头放行，该项目有望于2023年正式动工。
而有鉴于中亚各国短期难解的政治与社会问题，在可见未来内，此处仍是政治动荡的高风险地区，中美俄的未完棋局，也将在时势变化下持续前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