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从重庆看中国婚配困境相亲角定姻缘 缘分深浅靠博弈

“最后的成功率是很低的，可能连10%都不到。但这是我能帮儿子的唯一途径，也是唯一机会，所以不能放过。”

平日静谧的重庆人民公园，今年以来每逢周末必定人潮涌动。

这座依山而建的公园面积不大，仅占地1.2公顷，景观也不多，却是重庆首座公园，已历经百年沧桑。公园的环山道路与石阶梯蜿蜒曲折、纵横交错，是连接上下半城的主要通道之一，与解放碑步行街近在咫尺。

就在这些狭小局促的石道石梯上，有一个被中国媒体形容可能是“中国最年轻公园爱情角”的重庆相亲角。

据了解，重庆相亲角已有至少十多年历史，以前规模最大的在洪崖洞。但在三年冠病疫情期间景区不断限流、民众难以进入后，洪崖洞的相亲角在去年下半年永久迁至人民公园。

周末大清早，成批家长蜂拥而至，仔细浏览在这片山坡的各个角落悬挂着的众多单身者信息，不放过任何可能的未来女婿或媳妇人选。但有趣的是，相亲角并没有太多青年男女的踪迹。

在相亲角的红娘纷纷指出，自疫情开放以来，相亲需求陡然增加，很多重庆父母周末纷纷到相亲角为子女觅偶。

重庆红娘刘俊（60岁）告诉《联合早报》，三年疫情期间人们的行动受限，导致很多线下相亲需求受到压抑，开放之后，相亲角活跃度大幅回升，人民公园每个周末都是人山人海，“重庆父母这一块的需求太大了”。

刘俊指出，很多家长因体恤子女工作忙、压力大，纷纷亲自出马，代办子女的婚配大事。

在记者走访的一个周末，已在相亲角为儿子觅偶月余的重庆父亲沈在成（50岁），当天顶着大太阳如期而至，继续在众多单身者信息中物色合适人选，但边看脸上边露出失望之情。

家住解放碑20年的沈在成受访时说，尽管相亲角展示的单身者信息中，有不少条件好的年轻女性，但很多要求太高，“不仅看男方工作学历，还要求有车有房，三观要正，长得高，长得帅……”

许多挂在相亲角的单身者“广告”都由青年男女的父母付费投放，上面列明择偶条件，对配偶身高体重、工作收入、教育程度等都开出非常具体的要求，同时也会列出自身具备的条件，并提供家长联络信息。

不少在场家长感叹，相亲角实际上更像是一个“大卖场”，以及男女家长之间的“博弈场”，也是经济社会贫富分化的缩影。

沈在成说，来到相亲角的父母，会先为子女择偶把关，通过电话、微信相互摸底，“起码聊一个星期甚至半个月，把对方情况至少摸清楚95％以上”，其间还会确保“广告”内容属实，包括调查对方的房产、学历、工作等信息，核实通过才会促成双方子女见面。

由于家庭并不富裕，沈在成表示，很多人连问都不敢去问：“我们条件达不到人家的，问了也是白问，没有意思的。”

2021年5月公布的中国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20岁至40岁适婚年龄男性，比女性多出1752万人，显示中国适婚男女人口比例持续失衡，也让女性在择偶上更有优势。

在多数传统重庆家庭中，女性是强势的一方并握有经济大权，在家中也有更大的话语权，让男性在两性关系中更处弱势。

沈在成说，由于适婚人口男多女少，男方对女方“跪舔”的情况较多，男方家长在交流中也更常被女方家长冷落。

他指出，男女交往的条件也并不平等。“如果女方的文凭是本科，她就会要求男方是本科以上的学历。如果女方的工资在1万元（人民币，下同，1912新元）左右，她就会要求男方在1万以上。”

据沈在成观察，目前男方是否工作稳定、领高工资、有房有车，仍是在相亲角抢手与否的关键条件。“就算人长得帅，（身高）一米八，但如果没有稳定的工作，没达到一定的收入，也没有房，女方还是会觉得没有保障，也就不会愿意进一步认识。”

沈在成感慨，单身男女在相亲角配对的“成功率低的很，10%都不到……99.99％还都是看钱，很现实”。

在相亲角为男女家长牵线搭桥的重庆红娘陈梓涵（32岁）受访时也坦言，相亲角配对成功率“不是很高”。她指出，现在年轻人普遍结婚意愿不高，不少人只是出于孝心配合父母露个面。

陈梓涵分析，目前处于适婚年龄的山城年轻人，状态大致分为三类：第一类是“自己能养自己，向往能活得更自由”；第二类是“自己都养不活自己，更不可能去养一个家”；第三类是“自己认为（原生家庭）有家底不愁，择偶提出不切实际的条件，令父母着急得很”。

据陈梓涵观察，目前有更大意愿结婚成家的是第二类人群，但他们往往缺乏物质基础，不得不向现实低头。

她指出，目前重庆女生挑男生“比较严格”，会要求男方“必须听她的”“女方要求比较多一点，所以女方还挺难配的”。

尽管成功率不高，但沈在成仍不放过为儿子觅偶的“唯一的机会”，因为夫妇与儿子的社交圈子并不大。他说：“没人给你做介绍，你自己又不会耍（交朋友），只能靠相亲平台了。”

家长：冠病三年冲击年轻人经济能力

50多岁的重庆母亲余萍，这天也来到相亲角为儿子觅偶。

尚未退休的余萍说，儿子身高接近一米八，长得也算俊俏，但由于他们“家庭条件不行”，居住在出租房，没房没车，孩子即便有意娶妻生子，也无力承担。

余萍认为，冠病疫情三年让民众的生计变得更困难。她说，疫情前许多公司在节庆假日期间都会向员工发放奖励、礼物等补助生活开支，但这些福利在疫情期间“全部被砍”，今年开放后也没有恢复，对年轻人经济能力影响相当大。

据当天在相亲角的红娘、家长及年轻人向记者反映，目前重庆年轻人的工资普遍偏低，一般月入仅介于4000元至6000元，鲜少有月入1万元以上者。

不少年轻人在重庆主城打工还须租房，扣除最便宜的1000元左右房费，剩下的钱得围绕柴米油盐、水电气、出行等方面精打细算。

30多岁的重庆未婚女生顾佳，是当天途经相亲角为数不多的年轻人，面临来自家中不小的催婚压力。

她向记者表示，目前很多客观条件都不利于年轻人组织家庭。“现在什么都在涨，唯独工资不涨，真的养不活一个家庭。我养活自己就差不多了。”

中国年轻群体的就业形势近年也持续不乐观。官方最新数据显示，今年4月中国16岁至24岁青年失业率再创新高，达到20.4％，比全国水平高出近四倍，分别比2月、3月上升2.3个百分点、0.8个百分点。

随着1100多万名应届大学毕业生陆续进入劳动力市场，青年失业率预计还将继续上升。

顾佳指出，目前年轻人对工资上涨不抱期望，原因是就业市场不景气。

她说：“你不满工资低不做，公司也不会挽留你，反正还有很多人排队等着做……不是说年轻人不想结婚，是有些东西实在负担不起。”

重庆市协和心理顾问事务所所长谭刚强受访时分析，青年群体状态分三类，两头是坚决不婚不育和特别随意者，大部分落在中间的人，则更愿意遵从婚姻家庭文化。

但他指出，目前因为外部条件不利，不少青年男女不敢去想成家，并须优先解决生存的问题；工作地点不稳定及随时流动，也让部分年轻人不敢过早涉足婚姻生育。

谭刚强评估，现代年轻人职业不断变更，为增加职场竞争力持续安排深造学习，也会更多把婚育延后。综合这这些因素，不婚不育的年轻人增多，更多人选择走一步看一步。

要通过提高年轻人婚育意愿以改善人口危机，谭刚强认为，官方须多管齐下，首先做大经济蛋糕，发展更多产业、容纳更多企业、吸收更多员工，才能改善解决年轻人的生计问题。

他也指出，目前官方对很多社会社群组织管制过严，也一定程度限缩很多青年男女交流的机会。

谭刚强认为，中国目前应提供更多空间给社会公益组织，同时也应允许社群构建变得更活跃，由此才能有效增进年轻人在工作以外与他人自然接触的机会。“这样爱的选择可能性就加大，适配的机会就更容易找到。”

红娘：高离婚率加剧年轻人恐婚心理

重庆未婚女青年顾佳自认有不小的恐婚情绪。她说，目前中国社会离婚率持续偏高，很多年轻人也受到以离婚收场的明星夫妻的影响，对婚姻失去憧憬和信心，“最初爱得死去活来，最后还是离婚”。

民政部门的统计数据显示，中国离婚率过去20年不断走高，从2003年的1.05％，升至2020年的逾3％。2020年中国婚姻调查更显示，“90后”离婚率高达56.7％。

重庆红娘陈梓涵说：“离婚率太高很影响现在的年轻人，他们害怕触碰婚姻，就算两个人愿意谈朋友，也还是不愿意结婚。”

她指出，疫情开放后红娘行业兴盛，也是因许多重庆父母需要红娘提供游说儿女的服务。她说：“思想工作你不给他做的话，就算给他介绍个天仙美女，在他面前摆着，他也不要。”

另一方面，顾佳也指出，中国女性的婚姻试错成本巨大，“不只青春没了，离婚后带个娃也让人更难受”。

据她观察周遭亲友的情况，女性离异后若还想再婚，带着孩子寻找二婚是不小挑战，在相亲市场上容易被歧视嫌弃。

顾佳说：“基本上男方都不是很愿意接受。你就算只是选择一个普普通通的对象，他都得挑你，嫌你二婚带娃。所以现在年轻女性不愿意结婚的原因也在这里。”

中国人口去年减少85万，是60年来首次出现萎缩，标志着人口危机日益突出。

人口大省四川今年1月宣布新规，不仅取消生育登记必须已婚的限制，也不再限制生育孩子的数量，被舆论形容为“催生政策”。但也有网民质疑新政，认为“未婚生子”“私生子”的情况可能因此大增。

顾佳认为，在中国人口危机中，年轻人不结婚比老龄化问题更严重。

她说，一些地方近期推出的新政，意味着婚外情中的私生子女将得到政策保障，对传统婚姻制度冲击不小，“这个政策如果在全国实行起来，结婚率可能会更低，因为大家都挺怕的，说实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