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林杰：米莱的右派社会大实验惊动世界

米莱的改革议程，某种程度意味着对“经济主权”的“放弃”，以市场力量完全取代经济权力领域，即一种国家形态的“去主权化”，改革的意义远超经济自由主义化的框线，成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右派社会大实验”。

12月10日，阿根廷总统米莱发表执政周年讲话，誓言真正的“电锯改革”即将到来，表示2025年将进行一揽子政治、安全和财政改革，力度之大、决心之烈，举世瞩目。尤其震惊世人的是，他誓言取消90%的国家税收（与地方税收区分），取消货币管制（外币境内自由交易将被允许），以及进一步放弃产业管制。这已迈出“休克疗法”之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框架的想象力外，是为一次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右派社会大实验”，某种程度上具有划时代意义。

米莱的改革议程引发海量争议，批评者称其“休克疗法”将导致阿根廷真正的休克：一，实质取消大部分国家税收，地税由各地自己管理，意味着国家层面的统一财政收入基本清零，此后的公共职能供给将会“休克”；二，取消货币管制，尤其是允许美元等强势货币在境内自由交易，以阿根廷本币比索现有的贬值率来看，相当于放弃国家货币地位，意味着国家实质失去货币发行权，难以支撑此后任何的宏观或微观经济政策；三，放弃产业管制已使得阿根廷的糖业、葡萄酒、矿藏等传统优势产业“外资化”，进一步放弃产业管制，将使阿根廷经济进一步“殖民化”。

支持者则援引阿根廷经验，认为如果采取阻碍市场运作、自由竞争的措施，唯一可能的命运只能是贫穷，世界历史没有提供社会主义导致经济繁荣的案例。依托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叙事，米莱认为人类迄今唯一能推动经济发展与创造人民幸福的经济方式，只有市场经济，核心运作机制在于私有化、私有制。阿根廷业已深陷社会主义经济困境百年之久，导致自身的系统性贫穷，此颓败沉疴之势非一剂“彻底私有化”的猛药不能解救。取消大部分国家税收，是对应税收越少、市场越大的原理；取消货币管制，对应外资自由最大化的原理；取消产业管制，对应优胜劣汰、能者生存的市场竞争法则。三大改革议程无非是与核心机制“彻底私有化”接轨，将进一步走上解放人性、社会和思想的经济繁荣之途。

但如果仅仅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二元对立叙事，来看待米莱此次改革的框架，或许对其意义有少许低估。实际上，他的改革议程不仅是经济学意义上朝哈耶克（Friedrich A. von Hayek）的极致回归，而且具备深远的政治学意义，深深冲击世人对于现代国家形态的想象力。

税收权、货币发行权、产业管制权是政府运作经济议程的主要依托，构成我们对于现代国家形态的基本预设，也即所谓“经济主权”。米莱的改革议程，意味着对三者的实质废弃，某种程度即意味着对“经济主权”的“放弃”，以市场力量完全取代经济权力领域，即一种国家形态的“去主权化”。“主权”被定义为现代国家构成要素的核心，人们当下尚无法想象缺少主权要素的国家形态会是如何，而米莱对“经济主权”的“放弃”则开启这一想象进程。某种程度上，米莱改革的意义远超经济自由主义化的框线，成为人类史上前所未有的“右派社会大实验”，这对想象力贫乏的当下世界，总有一定的助益。

“经验主义—唯理主义”矛盾值得警惕

米莱的改革议程是存在“可辨”空间的，市场经济与私有制在经济历史中的成功，或许不能推导出“更彻底的市场经济”与“进一步私有化”，在未来的当然胜利。

米莱的改革抓住社会主义—资本主义的矛盾，但忽视另一重隐形矛盾“经验主义—唯理主义”，后者对于任何改革议程的成败，亦具有关键影响力。是依据社会经验还是推理蓝图来处理事务、组织社会，这是经验主义与唯理主义的分野。理性有限，构成唯理主义的根本缺陷，并导致在唯理主义指导下，一系列社会大实验的失败。正如英国哲学家奥克肖特（Michael Joseph Oakeshott）所言，唯有从传统与现实经验中寻找剖析出的暗示，才有实质性的参照作用，因为某种制度、价值、理念，决定的不光是其历史与现实合理性，亦包含某种正当性。苏联的失败，既可说是苏联式社会主义经济体制的失败，但又何尝不是唯理主义的失败，即按照马恩的思辨理性，以教条式运用与组织经济生活的失败。既然有左派的唯理主义，当然亦有右派的唯理主义，既然“左派社会大实验”业已在苏联宣告失败，那“右派社会大实验”岂能没有这种风险？完全按照哈耶克、米塞斯（Ludwig H. E. von Mises）的思辨理性组织与运用于经济改革，不加任何反省与折中，这同机械地运用马恩教条组织经济生活，在本质上没有多大区别。

事实上，可以参照的经验至少有两点，值得米莱借鉴：第一，就现实经济形态的主流经验，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经济模式业已处于互补中。明显可见的是欧美式资本主义历程，在经济议程上的“社会主义转向”，以及中国式社会主义的市场经济转向，当下主流的成功经验即“混合经济”样态。至于常为人提及的美国大选经济路线之争，或许更符合“混合经济”样态中资社之成分比例之争，没有任何主流人物敢绝对质疑，公权力对经济领域的介入，是全然恶性的。第二，历史上几乎全部成功改革的经验，与改革的决心、力度、手腕同样重要的，是改革的方式与社会对改革的承载、消化能力，改革的“过当”，犹如“不及”。缺少平衡、节制、渐进成分的激烈改革议程，在最好的意义上，也是一次代价极高的“成功”改革。作为对国家命运有决定性作用的政治人物，在一艘自己尚且未知的船上航向未来时，与其鲁莽地随水而行开拓理想，不如谨慎地看看老船长留下的航海图。

世人正围观米莱的右派社会大实验，其成败具有相当之外溢效应。不过，借鉴既往之历史经验，在世局剧变之际，第一个“敢为天下先者”，往往失败概率更大些，而这对各国可能的外溢影响更令人警惕。实际上，就改革议程而言，各国均处于不同的“混合经济”样态中，有不同的改革痛点与着眼处，朝哪一个方向调整，均有各国自身合理的参照系，不应受米莱式改革的过分牵制。

大陆政府二十大报告提出，“构建高水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是中国未来的经济改革方向，令人忧惧的反倒是，米莱改革在未来的可能失败，对此在舆论上的消极外溢效应。

作者是四川时事评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