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华卿：一名校友对哥大校园示威的反思
冠病疫情后仅复办两年的哥伦比亚大学实体校级毕业典礼，今年再度停办，让不少毕业生深感遗憾，尤其是早就安排家人赴纽约参加毕业典礼的国际学生。亲巴勒斯坦示威活动在4月30日晚清场后仍争议不断，校方于5月6日宣布取消校级毕业典礼，由各学院各自举行。
纽约市长亚当斯指“专业的外部鼓动者”导致哥大原本和平的示威升级，这并非空穴来风。CBS纽约频道引述警方高层数据显示，282名被捕的哥大及纽约市立学院示威者中，近三成是超过30岁者。警方公布的视频显示，63岁的“示威顾问”丽莎·菲西安曾现身哥大校园。这或许不是示威者本意，事实上事态发展也不是他们能掌控的。
哥大校园的学生运动历史悠久，最著名的要数1968年4月的那场。当时有两大导火索：学生发现校方与美国国防分析研究所秘密合作，间接卷入越南战争；校方在非洲裔居民居多的哈林区旁的晨边公园建体育馆，且专为哈林居民设出入门，仅允许他们使用底层小部分区域，被指种族歧视。
历史有时是那么惊人地相似，当年哥大学生也曾占领大楼，警方清场也在4月30日。
以巴冲突由来已久，所幸多年来在哥大校园里，双方的分歧仍能透过理性方式表达。去年以哈冲突前，每年哥大国际暨公共事务学院都组织学生前往以色列，走访耶路撒冷、特拉维夫等地。有巴勒斯坦学生就贴文批评参访团仅呈现以色列的一面之词。这正是值得提倡的理性表达意见方式之一，比如今“恐怖分子”“反犹太”之类的标签满天飞要健康得多。
今年4月示威者扎帐篷的草坪，在往年校级毕业典礼期间架起密密麻麻的座位，都不够来宾坐。于是，校方1月宣布于5月15日举行早上、傍晚两场。不幸的是，这一天与5月15日的巴勒斯坦“灾难日”（Nakba）和以色列国庆日这个敏感日期撞期。也许校方未料到示威会如此严重，但如果对以巴冲突多些了解，相信也会避开这个敏感日期。
本着尊重言论自由的精神，长期以来，对校园里的示威活动，校方基本不太过问。与许多美国高校一样，普通公众一般可以随意进入哥大校园。但这也意味着，一旦有示威，谁都能加入，难以轻易分辨参与者是学生还是校外人士，这成了潜在的安全问题。
譬如，2022年11月28日晚，有留学生响应中国的“白纸运动”，在哥大智慧女神雕塑前举行烛光悼念集会。当时在上课的笔者，下课路过时看到有人举着主张“藏独”的雪山狮子旗。后来得知，当晚还有一名哥大女学生遭一名不明身份男子殴打。很明显，这场集会早已“被变味”。
根据笔者看到的相信是示威者4月贴在图书馆布告栏的海报，他们将2024年4月的占领行动，与1968年4月的占领行动联系在一起，并鼓励同学“先拿下哥伦比亚”。
今年4月的哥大示威是否真的传承1968年4月示威的传统，见仁见智。一个客观事实是，示威活动确实间接导致校级毕业典礼取消。哥大校长沙菲克4月29日发文告说：“一个团体表达他们观点的权利，不能以另一个团体讲话、教学和学习的权利为代价。”
这话没错。然而，今年校级毕业典礼取消，却少有毕业生将责任完全归咎于示威者，更多的是不满新校长沙菲克请警方清场、缺乏与学生和教职员沟通等。毕竟，愿意冒着遭大学处分、就业前景黯淡的风险，抗议一场严重人道主义灾难的战争，也需要极大勇气。
沙菲克和校方确实曾与示威者进行一些对话，但显得诚意不够。笔者在与多名校友和刚毕业的同学交流中得知，许多人认为校方这次的沟通工作非常糟糕，甚至阻碍新闻自由。4月19日，哥大新闻学院在社交媒体贴文指出，新闻学院致力于新闻自由，若媒体进入校园遭拒，可由新闻学院协助进入校园。
去年与笔者一起从哥大新闻学院毕业的智利13频道驻美国记者何塞（José María Del Pino），4月就曾到哥大校园采访。在他看来，示威在4月底迅速升级，是因为沙菲克在4月18日决定让警方介入的缘故。何塞告诉笔者，4月17日至19日期间，以及汉密尔顿大楼遭占领和清场后的三天里，校方曾禁止媒体进入学校采访。“沙菲克在试图缓解冲突方面，失败得很惨，最终她激起了一场全国性运动。”
哥大社群对警方进驻校园普遍持负面态度，也事出有因。2023年，纽约市为解决涉及各种警察不当行为的诉讼，支付了1.145亿美元（约1.54亿新元），这让各界对警方能在哥大秉公执法存疑。据报道，沙菲克在4月18日第一次请警察逮捕前，曾咨询大学参议院（University Senate），尽管遭明确反对，仍一意孤行。5月16日，哥大文理学院的教职工通过针对她的不信任决议。
也是一名哥大参议员的沙菲克，缺席了5月3日、8日、24日为讨论示威事件而召开的参议院特别全体会议。虽然她多次透过官方渠道发声，却错过了在清场后与哥大社群直接沟通的机会，给人一言堂的印象。
警方已于5月17日撤离哥大校园。沙菲克暂时保住校长职位，示威活动也许会随着暑假开始暂告一段落。但近期事件给哥大社群带来的裂痕，无疑需要更多时间愈合，也考验校方的智慧。
作者是《联合早报》本地新闻记者，哥伦比亚大学校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