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奕婷：蓝白桃色事件留下的疑问

上周四（7月20日）打开平板电脑看《联合早报》电子报时，我差点以为错看了两天前的报纸。封面大题《工人党贝理安佘雪玲涉婚外情辞职退党》，一不留神以为是星期二《早报》头版大题《议长陈川仁涉婚外情辞职退党》；换个人名，基本上标题内容没变，加上同样附上两名涉事主角的照片，如出一辙。

最耐人寻味的，还不只是两起事件爆出的时间点和结果的相似，就连两场婚外情的情节也有神似之处。两段不伦恋同样在2020年大选后被两党领导，即李显龙总理和毕丹星得知，却都是拖了近三年才在前一周相继浮出台面。

为什么两党都拖了三年才决定采取行动？而且时至今日才公开？尤其对比人民行动党在2012年处理前国会议长柏默的婚外情事件时，从媒体接获告密短信到党领导层第一次听到柏默坦承对婚姻不忠并请辞，再到行动党政府对外公开事件，前后才四五天。

面对这个公众心里最大的疑问，也是行动党秘书长的李总理在记者会上，并没有正面回答，只说陈川仁和柏默两者事件的处理不能相提并论，要视乎每件事的个别形势、配偶、家庭情况和当事人反应种种。

工人党秘书长毕丹星的解释，则是贝理安与私人司机当时正闹纷争，司机告密，他问了贝理安和佘雪玲均否认，因此在没有其他佐证的情况下，他相信了也没再追究，直至摸手视频曝光后，两人才对他承认曾有婚外情，而他立即采取了行动。

三年的时间不短，当中的留白，恐怕给人留下的是很多的不解与疑问。无论涉事者最初是承认或否认，但事关人民代议士的道德操守和个人诚信，甚至随时可能破坏政党形象和声誉，难道党领导层都不觉得有进一步紧密跟进、追查，甚至再三求证的需要吗？在政治人物稍有偏差都会吹皱一池春水的本地政治环境里，蓝白阵营都没有更巨细靡遗地深究，难免引人非议。

然而，更细致地揣摩李总理和毕丹星的说辞，或许可从思路中看出一二。婚外情固然是错，但促使两党最终接受辞呈并公开事件的最后一根稻草，却未必是因为婚外情而已。

据李总理的说法，他没有在今年2月陈川仁请辞后马上让他离职并公开实情，是因为要确保选区事务获得妥善交接，而这个通融也似乎是基于对方会马上结束婚外情，最后之所以无法再等，是因为陈川仁依然情丝不断。换言之，更关键的问题似乎是陈川仁的屡劝不听，一错再错。

毕丹星的论点则是，工人党党章要求候选人在攸关党和新加坡人的事务上须诚实和坦白，但贝理安的行为及被党领导层质问时不诚实，达不到工人党对国会议员的要求。言下之意，问题核心更多是贝理安的失信于党。

如此看来，值得玩味的是，倘若今天的情况换成当事人没有执迷不悟或撒谎隐瞒，而是一开始就坦白认错，并快刀斩乱麻，两党还会走到今天这一步吗？

对于这个假设性问题，李总理和毕丹星未必能简单给予明确答案，但其实这个疑问也是身为选民的我们应该思索的。我们的政治人物必须完美无瑕吗？如果不涉及犯罪和有损公共利益的私生活偏差，当事人又知错改过，我们能否包容，甚至坦白从宽对待？若再加上当事人是个非常尽责又深受爱戴的议员，他在公在私的表现，我们该如何权衡？

在对从政者设下高道德标准的新加坡，政治人物私生活不检点向来是大忌，因此很多在西方国家司空见惯的桃色丑闻，换成在本地，随时可对政治人物和政党带来巨大冲击。只是今时今日，这样的要求还合时宜吗？道德观念日渐开放已是不可逆转的大势，加上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是，现今流动科技和社媒更容易揭发公众人物的各种小辫子并加以传播。固守过去的道德界线作为对政治人物终极审判的唯一标准，我们是否在制造一种不切实际的泡沫？甚至于给体系设下自我困缚的陷阱，在“曝光公开就折将”与“认错改过可留任”之间，只能选择最强硬的做法以正视听？结果会不会反而变相催生一群力求营造完美人设，只着重表面，道貌岸然的伪君子？

诚然，我们不能放弃对最高道德标准的追求，每个人也应以此作为自我鞭策的目标，甚至给予那些楷模更多的认可和赞颂。但在政治人物犯下涉及男欢女爱的私德失误时，一个社会要的处置和交代究竟是什么，又必须到什么程度？

在等待星期三（8月2日）国会解答婚外情事件的细节疑问之际，我们也该问问自己，以上的答案是什么。

（作者是《联合早报》助理总编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