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论：人大释法维护国安 尽量兼顾香港独特性

来源：明报社评

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涉违国安法案，香港律政司反对黎智英聘请英国御用大律师，向香港终审法院提出上诉申请被拒后，特区政府决定提请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释法。终院主要是从法律技术角度，驳回上诉申请，律政司就黎案所提的新理据，特别是有关国家机密问题的部分，终院虽承认其重要性，惟未有处理。《港区国安法》未有订明辩方不能聘请外国大律师，但一宗及勾结外部势力控罪的案件，由外国大律师代表被告抗辩，观感上的确奇怪，尤其是当下大国斗争激烈，英国最高法院院长辞任香港终院非常任法官等事件，令人关注英国干扰香港司法运作的意图。今次人大释法，外界必有回响，但这是宪制秩序一部分，人大权力毋庸置疑，期望释法决定既能牢牢维护国安，亦能维护香港独特性。

香港回归后，人大先后5次释法，其中两次由人大常委会主动提出，分别有关特首和立法会产生办法，以及由2016年立法会宣誓风波所引起的公职人员宣誓安排事宜，至于另外3次提请，则由特首、特区政府及法院提出。这次特区政府提请释法，将是人大第六度释法，同时也是2020年6月底港区国安法生效以来，首度需要就国安法落实事宜，寻求释法，由于背景涉及黎智英案，令事件格外惹人注目。

黎智英被控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及串谋发表煽动刊物等4罪，案件定于本周四开审。今次是官方首度根据国安法第29（4）条，即串谋勾结外国势力向国家或特区进行制裁等敌对行动，提出起诉。高院早前批准黎智英从英国聘请御用大律师Tim Owen代表他抗辩，律政司提出反对，但先后遭高院原讼庭及上诉庭驳回。昨天终审法院驳回律政司上诉申请后，行政长官李家超随即建议，就没有本地全面执业资格大律师，可否以任何形式参与处理危害国安案件一事，提请人大常委会理清立法原意及目的。香港的执业律师及大律师，可以拥有不同国籍，按现行法律，可以参与不同案件，李家超强调，今次提请释法，只针对没有本地执业权的海外律师或大律师，而非针对国籍，言下之意是不会影响现时在港持牌执业的外籍律师。

律政司一再上诉失败，政府需要寻求释法，难免容易令人有“输打赢要”之感，然而必须指出的是，终院判辞承认，律政司上诉申请所提出的新论点，即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不宜用海外律师，明显有其重要性，甚至是法庭行使酌情权时必须考虑的极重要因素，但根据普通法原则，若上诉方在终极上诉时，提出之前从未在下级法庭（高院原讼庭及上诉庭）探讨过的新论点，终院不应批出上诉许可。换言之，终院拒绝上诉申请，主要是基于技术性的法律理由，认为律政司未能确立给予上诉许可的恰当基础，有关“涉及国家机密的案件不宜用海外律师”的问题，在之前的审讯中，并未充分处理。

回看之前高院及上诉庭的处理，律政司初时以英国御状不熟悉国安法背景乃至不谙中文等为由，反对Tim Owen来港，理据相对薄弱，至于法庭所表达的一个重要观点，主要是认为普通法制度下，有卓越的法学家参与审讯，可以为国安法的发展带来贡献，无证据显示Tim Owen可能违反保密原则。高院与上诉庭的决定，考虑了香港法学理论发展，惟无可否认的是，当下大国斗争愈益不择手段，一宗涉及串谋勾结外部势力的大案，容许外国大律师为被告抗辩，是否合适，大有商榷余地。

过去数年，美英不断操作香港牌，打击北京与香港。虽然香港回归已有25年，但基于历史因素，香港与英国仍有不少经济领域以外的连系，这亦令到英国可以操作的牌，比美国更多更广。新加坡奉行普通法，但时至今天，当地司法制度跟英国已无直接联系，相比之下，香港终审法院仍设有海外非常任法官。今年初，英国最高法院院长韦彦德与副院长贺知义辞任香港终院非常任法官，虽说是个人决定，但英国政府在事件中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可谓清楚不过。当国际政治环境变得如此凶险，涉及勾结外国势力一类敏感国安案件，政治防火牆必须更牢更稳。现在的问题不是某名外国大律师是否信得过不会泄密，又或维护国安与法学理论发展的争论，而是防人之心不可无的政治问题。

香港国安案件由行政长官委任指定法官审理，司法机构已透过宣誓方式，处理了效忠问题，这跟外国大律师应聘为辩护律师参与国安案件，性质有明显分别。由人大常委会释法，处理海外大律师可否参与危害国安案件事宜，由于事件背景涉及黎智英，西方政界和舆论有何反应有待观察，然而一国两制下，人大释法反映了宪制秩序，具有清晰权力基础，并且已经成为了香港法治制度的一部分，港区国安法更订明，法例条文解释权在人大常委会，比起争论应否释法，更加值得关注的是人大常委如何解释。律政司上诉期间，促请终院订下日后认许海外律师处理国安案的准则，有终院法官则认为依普通法原则，应视乎每宗案的情节及性质作决定。这次人大释法，如何处理相关问题，值得留意，希望权力官方在维护国安之余，也可以多些兼顾香港司法制度的独特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