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慧敏：工作生活平衡有代价

编辑室内外

工作产出和价值是决定薪金的主要因素，如果只想着减少工作量，却要求薪金不变，相信没有多少雇主会同意。

抱着宝宝哄他睡觉，耳朵则塞了耳机开会，努力靠脑力记下全部会议内容；一家人难得聚餐，却手不离机回复紧急的工作电邮；很想看的电影终于搬上大荧幕，但忙完工作有空时，电影已下画。

这些情景，是不是很熟悉？

“工作与生活平衡”这个词起源于上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女权运动，旨在敦促企业改变工作模式，让需要兼顾家庭的妇女有机会重返职场。如今，它已更广泛地成为职工福祉的代名词。可是过了数十年，工作与生活平衡对多数人而言，依然是遥不可及的理想。

冠病疫情暴发后，多国实行不同程度的封锁，员工被迫在家办公。雇主手忙脚乱启用原本不屑一顾的科技软件，开始远程办公；住家空间不大的雇员则挣扎着是饭桌，沙发还是睡床更适合辟为办公角落。

办公与生活空间的强迫融合，意外地让部分人体验到工作与生活兼容的可能。适应者觉得美梦成真，但更多人发现工作与生活混为一体，已无平衡点可言，这引发了冠病大辞职潮。近期一项跨国调查显示，本地超过六成员工因同事在过去一年辞职而承受更大压力，近半考虑在下来半年内辞职。

面对这样的趋势，多国企业开始探讨如何调整工作模式，包括加紧试行探讨多年的四天工作制。新西兰、比利时、西班牙、苏格兰等皆已展开或计划试行。英国本月也启动全球最大规模的四天工作制试验计划，有60家公司的3000名员工加入这个为期六个月的试验。

其中的设想是：缩短工时能让雇员享有更多个人时间，帮助他们平衡生活与工作，由此留住人才。微软日本分公司于2019年试行四天工作制取得的成效，更是鼓舞了其他人。

微软当时让2300名员工在一个月的试验期内每周只工作四天，结果生产力不减反升，提高了约四成。

不过其他国家未能完全成功复制微软的成果。三名英国大学研究员上周投稿《哈佛商业评论》指出，近期的研究显示，新西兰早前试行四天工作制时，导致工作更紧张，主管也面对更大的压力去评估和监督员工的表现和生产力。

四天工作制听似诱人，但如果只是停留在形式上，那只是换汤不换药。

微软日本分公司在试行四天工作制时，也同时重新设计工作流程，包括规定会议不得超过半小时，出席会议的人数最多五人，并鼓励员工在线交流，省下拟电邮的时间。看似微不足道的调整，实质地帮助员工提高生产力，让四天工作制真正得到落实。这是很多人忽略的关键。

一名从事金融业的朋友透露，公司为了让员工更灵活地规划自己周五的时间，规定每个周五不得开会。但各部门把会议推到周一至周四，结果全天不间断地在开会，手头上的工作只有周五才有时间做。到头来只不过是日程重新洗牌。

四天工作制要能发挥效用，工作量就必须调整，否则一切只是徒劳。这不代表“钱多事少”，而是要通过简化工作流程提高生产力，让原本的工作得以在四天内完成。

当然，每个人对工作与生活平衡的定义不同。有的不介意同样的工作时长，只求可以灵活安排时间；有的则希望有更多私人时间，对老板不用有求必应。

雇主须针对不同的需求重新思考办公模式，但雇员也须做出取舍。工作产出和价值是决定薪金的主要因素，如果只想着减少工作量，却要求薪金不变，相信没有多少雇主会同意。这样的要求也确实不尽合理。

人们或会抗议，自己生产力高，能以较短时间交出同等质量的工作，所以薪金和评估不应“扣分”。这绝对正确。不过如果有同事能力相当，且愿意加班完成额外任务，他是不是更应享有加薪升职的机会？

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投入多少就收获多少。想要从让人喘不过气的职场夺回属于自己的生活，雇员也得愿意付出“代价”，在薪金或工作评估上让步。冠病辞职潮的出现，或许就是因更多人想通了这点。

（作者是《联合早报》国际新闻第二主任 nghuimin@sph.com.s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