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香港的“靖海侯”现象

中国知名博客“靖海侯”7月9日在其微信公号发表了一篇文章《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受到香港政界、评论界高度关注，更在许多人的社媒群组中广泛流传，一直到本周，还有香港资深媒体人、学者在报上撰文评论该文。

《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一开始就指出，在《香港国安法》实施满三周年之际，香港再度有一种声音涌现：要保持香港的独特性。

而会有这样的声音出现，“靖海侯”认为，除了“不必要的联想使然”，也是因为香港三年来通过实施国安法和“爱国者治港”原则进行“拨乱反正”时，执行者作出不应该的言行。

文章举的例子包括：少数人（包括官员和议员）不问事情性质与轻重，动不动就拿国安法出来做事，存在香港国安法被“泛化利用”的问题；少数人习惯性为相关政策加码，无脑向社会转移压力，以低级红和高级黑的方式生硬机械落实政府决定，于是图书馆的鲁迅作品被下架，完全与政治不相干的电影不再播；少数人对理性的批评开始难以容忍，扣帽子的现象不时出现……

“靖海侯”把这类言行总结为“不求无功，但求无过；宁左勿右，不管后果”。

对于香港的独特性，文章归纳了四项衡量标准：个人自由上是否有保证、可延续；对外开放上是否不收缩、更彻底；政治表达上是否有渠道、够畅通；文化构成上是否不坍塌、更多元。

文章如此作结：“‘保持香港独特性’，就是能让在这里的人热爱她，一度走了的人愿意回来，没有来过的人向往奔赴……就是珍重她，在厘清大是大非后不折腾。”

建制派大鸣大放

“靖海侯”此文一出，在香港政界、评论界可说有如平地一声雷，建制派人士纷纷发声回应，其中不乏重量级人物。

例如，香港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中国全国政协委员张志刚就发文指香港不应刻意“求异”去彰显“两制”，但也不能过分“求同”来宣扬“一国”。

香港行政会议召集人、立法会议员叶刘淑仪、行会成员汤家骅分别提及今年5月教育局官员指鲁迅著作“鼓励学生上街”而要求学校图书馆下架、公共图书馆把不涉违国安法的书籍也一并下架的事件，批评港府分不清文学和煽动性文字、令市民出现不必要的担心，让外国投资者对香港产生不良观感。

两名选委界立法会议员江玉欢、谢伟俊，前者质疑港府是否有必要每时每刻都提及国安法，后者则批评港府引述国安法时较常用威吓性的语气，无助于缓解社会气氛。

《星岛日报》还引述了不具名的政界人士指出，北京对冠病疫情一度奉行的清零政策，曾被香港个别政界人士视作“圣旨”，甚至有议员声言提倡“与冠病共存”违反国安法。有议员则不点名批评，政府新闻稿、个别官员发言中，“居心叵测”等着色词大增，认为这类带“诛心论”的言辞，应尽量少用。

不过，应该注意的是，尽管上述建制派人士罕见地对三年来“国安法治港”部分矫枉过正的现象大鸣大放，他们发言或发文时其实小心翼翼，批评港府、港官之余，也不忘炮轰美国“推动‘去两制化’”“同样出现泛国安化情况（以致中国更重视国安）”，还有表示香港“现在是过渡期，故表现过度紧张”等，为港府、港官缓颊。

谁是“靖海侯”？

“靖海侯”是一个长期关注香港社会话题的微信公众号，据说作者是中国央媒驻港记者，但真正的身份至今成谜。

该公号在微信上的阅读量其实不算多，通常只有几千人次，就像《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这篇，截至星期三（7月19日），阅读量8000人次，点赞量只有百余个，不属于阅读量动辄10万＋的大V。

不过，“靖海侯”在与香港中联办关系密切的《大公报》《文汇报》、“思考香港”等官媒、建制派媒体平台上辟有专栏，他的微信公号文章更屡获它们转载。以去年12月18日发表的《12月19日，香港新的一天》为例，全文3000多字，《大公报》就用了半版的篇幅来转载。

“靖海侯”自称以“持平”角色评论中国大陆、香港时政，今年2月11日发表的《别为了那点流量抹黑香港了》，就是针对当时大陆网红动不动就在“小红书”批评香港人不讲普通话、歧视大陆游客的现象，指出大陆人在香港遭遇不礼貌对待的问题，未必是因为说普通话，即便是在2019年反修例风波发生前，当年的“全球微笑指数”显示，在29个国家和地区中，香港以56分排名倒数第四，远低于全球平均得分80分。也就是说，香港部分服务人员的不友善并不一定是针对大陆游客，也并不存在于所有人群中。

“靖海侯”文章更引起香港舆论关注的，还是他近年不时批评港府政策和议员表现，例如他2021年1月写的《旗帜鲜明反对在内地建“香港城”》，就直接炮轰香港建制派的议政能力。这次写《我们到底需要一个什么样的香港》，主调仍是在充分肯定北京的路线之余，却严厉批评建制派执行走样。

有人幕后发功？

对于“靖海侯”文章在香港建制派当中引起的反响，有的评论认为是“有人幕后发功”，意味着文章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中央的官方立场。但这个说法并不能获得认证。

也有学者认为，文章只是大陆政治精英阶层中部分人的观点，代表了大陆鸽派与理性派对目前“宁左勿右”治港方针急煞车的呼唤，不排除与近年香港人口和人才大量流失、国际声誉下跌、经济面对种种挑战、陆港两地政商界人士利益受影响有关。

香港资深媒体人陈景祥星期三（7月19日）在《明报》撰文《靖海侯现象》则指出，“靖海侯”文章在建制阵营引起的反响，更多的是反映了香港当前的政治生态和氛围：泛民、反对派都销声匿迹了，爱国阵营的政治、社会精英对治港政策心有疑虑，却不敢宣之于口，觉得“靖海侯”文章应该是有“特殊背景”，为他们说出了心底话，因此在朋友圈广传文章，希望该文为他们代言。

但他悲观地预测，港府、港官的“宁左勿右”态度会持续，很难矫正，因为“右”是路线错误，“左”只是执行问题，路线不能错，政治后果会很严重。这种源自中国大陆的政治文化，现在已经“融入”香港，其中就包括了观察爱国媒体和“靖海侯”这种似乎有背景人士的言论风向。

陈景祥的文章下面，还有一段《明报》加注的声明：“本网发表的时事文章若提出批评，旨在指出相关制度、政策或措施存在错误或缺点，目的是促使矫正或消除这些错误或缺点，循合法途径予以改善，绝无意图煽动他人对政府或其他社群产生憎恨、不满或敌意。”

这可能也是香港“靖海侯”现象的一体两面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