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IPO还要“缓”多久？

中国深圳证券交易所星期四（5月16日）审议瓷砖生产商马可波罗的IPO（首次公开发行）申请。

这条看似不起眼的消息，引发了投资者的广泛关注。因为在今年2月6日之后，中国沪深证券交易所上市委已连续三个月没有审议新的IPO申请了。行业人士认为，A股已形成了事实上的IPO暂停。

此次深交所审核马可波罗公司的IPO申请，标志着IPO重新恢复审核。但恢复审核并不意味着IPO闸门重开。星期四晚间，深交所官网显示，马可波罗的IPO申请并未通过，状态为暂缓审议。

深交所方面解释，这是考虑到报告期内公司营业收入和利润都出现一定下滑，需要进一步确认影响业绩不确定因素是否消除。上市委将基于马可波罗后续提供的关于业绩稳定性的补充信息，进行审核判断，把好发行上市准入关。

IPO事实性暂停

严格的市场准入监管，源于中国金融监管层希望从源头上提升上市公司质量。

去年以来，中国资本市场陷入低迷，上证指数一度跌破2800点。中国证监会提出，优化IPO和再融资监管安排，阶段性收紧IPO节奏。

今年3月两会（全国人大、政协年会）期间，证监会新任主席吴清答记者问时强调，企业IPO上市绝对不能以圈钱作为目的，更不允许造假、欺诈上市。因此，注册审核的各个环节都要依法依规、严之又严。

在这样的严监管基调下，证监会3月以来出台了多份文件，其中包括规定对在审上市企业及相关中介机构现场检查要求，将首发企业随机抽取检查的比率由5%大幅提升至20%。

路透社引述多位消息人士报道，对企业的现场检查通常涉及没收、检查高管的手机和笔记本电脑，一些公司的上市审核甚至包括检查公司高管的银行账户，以及高管的太太是否有购买奢侈品包等。

此外，证监会也对市场上协助企业上市的券商、审计所、律所进行严管。中国媒体统计，自吴清2月执掌证监会以来，有30多家券商收到超100张罚单。

中国国务院4月还出台指导资本市场的新“国九条”，明确审核注册人员和上市委委员存在故意或重大过失、违反廉政纪律的，终身追责。

在对各环节“零容忍”的监管下，今年前四个月，中国通过IPO筹集的资金总额骤降近90%，为2013年以来的最低水平。

据Wind数据统计，截止5月12日，今年共有36只新股完成IPO，同比减少67.86%；募集资金267.09亿元人民币（51亿新元），同比减少81.21%。

大量企业因为严监管主动撤回上市申请。《每日经济新闻》引述东方财富Choice金融终端数据报道，截至本星期四（5月16日），已有188个IPO项目主动撤回。

IPO排队企业也锐减，截至星期四，仅有527家排队上市，为近五年来新低。《深圳商报》指出，过去三年基本排队企业都在900家左右。

退市力度明显加大

吴清星期三（15日）在全国投资者保护宣传日的演讲中表示，从上市公司的“入口”到持续监管，再到“出口”，都正在建立更加严格的制度安排，目的就是坚决把造假者挡在门外，把公开透明的要求贯彻到公司信息披露的全过程，把“僵尸企业”、害群之马坚决清出市场。

与“出口”对应的，是企业退市力度在加大。4月12日，证监会发布《关于严格执行退市制度的意见》，将资金占用、内控审计意见、控制权长期无序争夺等纳入规范类退市情形，被称为“史上最严”退市新规。

据《时代周报》，截至星期四，今年已有九家公司完成退市，超20家公司锁定退市，还有数十家ST公司（特别处理公司）面临退市风险。

投资人、经济学家的争论

监管越发严格之际，市场上也对减少IPO是否可以解决问题争论不休。支持者认为，监管出手稳定市场，暂缓IPO，就意味着可以减少新股对市场内资金的占用。

但反对者也不少。反应最大的是中国一级市场的风险投资者们。对他们而言，IPO放缓意味着他们无法收回投入初创企业的钱。

本月初在上海召开的中国投资年会上，投资者对当前的IPO情况提出批评。北极光创投的创始管理合伙人邓锋指出，如果机构无法通过上市退出，将导致初创企业资金荒，从而影响中国的技术创新。 

同一场合，投中信息首席执行官杨晓磊呼吁，“我们非常希望政府、监管能重视一级市场，善待一级市场，倾听一级市场的声音”，并称“支持风险投资其实就是支持科技创新、支持企业、支持就业”。

一些经济学者也认同，暂缓IPO只是暂行办法。清华大学五道口金融学院副院长、金融学教授田轩认为，暂停新股发行是短期手段，只能在市场异常波动、无法依靠自身力量完成修复的罕见和极端情况下，起到暂时的“治标”作用，在使用上需要非常谨慎。

田轩说，资本市场的“治本”举措，还是应该通过优化完善资本市场基础制度、强化上市公司治理来解决。

基础制度就是注册制。他在与凤凰网《封面》的访问中说，注册制核心是把上市权利还给市场，让发行节奏市场化，由市场来决定。“从理论上讲，我是不赞同又回到老路，IPO又要暂停。”

注册制名存实亡？

田轩所说的老路，是IPO的审批制。有市场人士分析，新“国九条”下，证监会大幅收回新股发行监管权，新股发行已在实质上回归审批制。

中国在2014年最早提出实施注册制改革。中国时任总理李克强提出，要降低企业融资成本，抓紧出台股票注册制改革方案，取消股票发行的盈利条件，降低小微和创新企业的上市门槛。

去年2月，注册制全面实施之际，许多专家都曾形容，这是资本市场的改革里程碑，将进一步激发市场活力。

但现实情况是，注册制仍有许多漏洞需要修补。田轩认为，要反思在过去两年内是不是让一些其实不具备发行条件，披着高科技、硬核科技的这样帽子外衣的一些企业上市融资。

一直呼吁让IPO缓一缓的中国人民大学国家金融研究院院长吴晓求今年3月在一个论坛上提出，中国的资本市场不能定位为一个融资市场，而应该是投资市场。“但是这个调整很难，因为融资是这个市场的基因。”

他认为，注册制是正确的方向，但注册制成功的前提是严刑峻法。他从三方面提出建议，包括入口改革、严格减持、高效退市——恰恰对应了当前中国的监管措施。

因此，尽管投资者担忧不断加码的监管会消磨市场活力，但下结论说注册制已名存实亡，可能还有些为时过早。

客观地说，过去两个月上证指数触底回升，市场情绪回暖，显示监管取得一定成效。但宏观经济没有强劲复苏，信心仍不稳固，此时沪深交易所开始重新审核IPO，也带有一定的试探性。

可以肯定的是，在坚持党管金融的大方向和遏制金融风险的大主题下，在当前市场仍旧脆弱的情况下，即便有人已经等IPO等得不耐烦了，官方仍不会轻易改变求稳和循序渐进的要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