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如此打工30年 后顾之忧何解？

描述一批合肥农民工生存现状的短片在中国互联网上流传，再次引发了人们对大龄农民工群体的关注。

中国门户网站网易星期一（1月8日）发布了一部名为《如此打工30年》的11分钟短片，片子将镜头对准在合肥从凌晨就开始“趴活儿”（等待招工）的农民工。

他们中，有些人等了一天也没有找到任何工作；有人好不容易找到了，却在去工地的路上，接到了临时取消的电话；还有的，则是在忙碌一天之后，需要照顾孩子和孙子。

这部纪录片发布后不久就被删除，发布视频的网易B站账号也显示暂无法关注。但仍有一些把视频下载下来的网民，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进行“接力转发”。

网民认为，短片中的几个合肥农民工面临的找工作难、保障不足、难以返乡养老的问题，也是中国一代农民工困境的缩影。

蹲不到活儿

这部纪录片显示，在合肥东南角的周谷堆劳务市场，每天凌晨4点就有上千个农民工聚集等待。这些人多为中年，主要打零工，工钱日结，没有合同，也没有福利保险。

其中一名57岁的务工者董桂兰进城务工七年，和小儿子一家一起生活。为了帮儿子分担房租，她希望尽快找到工作。

董桂兰说，她一般凌晨4点出发去劳务市场，即使早上没遇到合适的老板，也要坚持在市场待到下午4点才肯回家。在短片中已连续一周都没等到任何活的她，显得有些焦急。

但她只是众多蹲不到活儿的农民工中的一个。合肥小有名气的爱心人士“火阳哥”陈火阳，从去年年初开始，给没蹲到零工的农民工发放免费午餐。

他说，起初给农民工发免费午餐，只有十几个人来取，后来逐渐变成了七八十人，最多一天有近200人来排队。“找不到活的民工变多了，比往年多得多。”

网易新闻分析，合肥经过十多年的快速发展，城市建设基本完成，基建所需要的工人也就少了。此外，许多房地产开发商暂停了施工项目，原本固定在工地的工人纷纷流入零工市场。49岁的装修木工汪顺说，开发商少了，活也就少了。

对建筑工人需求的减少，显然并非只影响合肥一地。中国去年以来的房地产行业陷入低迷，新开工面积不断下降。数据显示，2023年前11月，全国房地产新开工施工面积为8.75亿平方米，同比下降21.2%。

中国国家统计局去年4月公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建筑业农民工占整体公民工的17.7%。

进退两难

年纪大，技能缺乏，也决定了大龄农民工的竞争力越来越小。陈火阳说，周谷堆劳务市场的农民工多数在55岁以上，文化水平有限，有些人甚至连认字都费劲，只能干一些像砸墙、拆除、保洁之类的力气活。“去工地也只能混进去，55岁以上的人，基本都不要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报告显示，在近3亿的中国农民工中，40岁以上农民工占比53%，其中50岁以上农民工所占比重为29.2%。学历方面，拥有高中程度学历的占17%，大专及以上仅占13.7%。

50岁以上的这一部分人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长期研究农民工群体的安徽师范大学副教授仇凤仙认为，这一代人没有在城市买房，年纪大了之后，工作越来越难找，回乡养老几乎是他们唯一的选择。

但回乡养老并不容易。一方面，是没有积蓄。仇风仙的调查发现有41.2%的受访者打工超过20年，但55.2%的农民工存款不到5万元（人民币，下同，9513.7新元）。

另一方面，则是保障不足。外出务工多年的农民工回乡之后没有了土地，也没有足够的养老和医疗保障，多地农村养老金每月不足300元，为了生计、家庭，许多农民工往往会继续回到城市中，再尝试找工作。

武汉大学中国乡村治理研究中心研究员去年9月在《国家治理》发表的文章称，中国农民工返乡趋势明显，但对湖北省某劳务输出大县的调研发现，返乡农民工中60%以上是阶段性返乡等待新的务工机会。

在网易的纪录片中，54岁的王兆喜进城务工十多年，有一儿一女，儿子在14岁就和女友生下一个孩子。王兆喜的儿子在另一个工地打工，孙子无人照顾，也没有户口，女儿则还在读书。他说，他还得活下去，“还得再干十年”。

打工三十年 孑然一身？

见证了中国改革开放历史的第一代农民工，走出农村的愿望是美好的。仇凤仙说，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除了改善家庭经济，最大的梦想便是实现“代际跨越”，希望子代上大学，能在城里有份稳定的工作或事业，不再重复打工的命运，于是积蓄也大部分花在了子女的教育、婚配上。

但仇凤仙的研究结果却显示，第一代农民工的孩子大部分初高中就辍学了，读到大专及以上的不到20%，有超过六成的孩子成为下一代农民工，进入党政机关、事业单位的仅5.1%，自己创业的仅2.9%。

与此同时，城乡之间社会保障的不公平依然没有消除。自媒体“正面连接”此前的报道指出，城市里的老人有养老金保底，平均每月3000元，但在第一代农民工群体里，这个数字不到300元。

数据显示，2022年，参加中国城镇职工基本养老的人数，与参加城乡居民保险的人数相当，分别为5亿和5.49亿人，但实际支出方面，城镇有5.9万亿元，城乡则只有4044亿元。支出差距之大，或可以解释农民工为什么有那么多后顾之忧。

由此看来，中国农民工群体的脆弱性一直都在，只是冠病疫情、中国经济增速放缓、地产低迷，以及本就不那么乐观的就业市场，让脆弱性再次突显。

中国官方也开始重视这一问题。中国人社部今年1月5日宣布，已于近日印发《关于加强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的意见》。意见提出，将针对农民工群体开展大规模、广覆盖、多形式的职业技能培训，促进农民工技能提升和就业创业。

文件也明确表明要在资金使用方面，统筹好就业补助资金、失业保险基金、企业职工教育经费等，支持农民工职业技能培训工作。

政府培训固然是好事，但也要看到，再过十年，就会有8500多万农民工步入60岁。那时他们的晚年，恐怕不仅要靠自身的生产力，更要政府出力，补足社会保障的短板，消除城乡二元分割，才能解决两代人的后顾之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