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大特稿：十年政治介入 中国经济临岔口
二十大特稿
步入金秋十月，中共最高领导班子换届在即，中国经济依然乌云罩顶。被内忧外患夹击的经济局势，是新一届领导班子要面对的严峻挑战。在二十大前回顾过去，中国经济在10年间发生了哪些变化？中共二十大过后又将迎来什么新局面？
中国官方迈向第三个任期之际，他领导的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正面对10年来最严峻的经济形势。
出口增长放缓、内需复苏乏力、楼市寒冰未融……多重压力之下，今年留给中国经济的时间只剩一个季度，而分析师仍在下调对全年增长的预期。官方年初时定下的5.5％左右增长目标已经遥不可及，不止一家机构预测，中国全年经济增速可能只有3％。
相比之下，2012年中国官方接任时，市场热议的是当年国内生产总值（GDP）可能跌破8％，那已是此前13年中的最低增幅。
中国官方任内中国GDP增速显著放缓，既是因为中国经济正进入减速转型期，也和这10年来高层采取的经济调整有关。过去10年，政治对经济的介入程度益发明显，从“房住不炒”到“共同富裕”；从反资本无序扩张到坚持疫情“清零”，多项政策造成的重大影响，将中国经济推到了岔路口。
此前，在前任胡锦涛主政的10年间，中国经济处在起飞阶段，世界排名从第六跃居至第二，但贫富差距扩大、社会阶级固化等矛盾也日益尖锐。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报告提出，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是继1981年之后，中共时隔36年后改变对“主要矛盾”的判断，标志着经济政策重心从“做蛋糕”转向既要发展也重视公平。
2021年中共庆祝建党100周年的同时，宣布在全国消除绝对贫困，促进“共同富裕”也提上日程。官方对几个“野蛮生长”的行业重拳出击。从反科技企业垄断，“打击资本无序扩张”，到“团灭”校外培训产业，再到整肃娱乐圈和网络游戏行业……多个产业的高速增长戛然而止，民营经济在短短几年间元气大伤。
除了打击规模广泛，打击方式也令市场始料未及。以金融科技巨头蚂蚁集团为例，蚂蚁集团上市进程在挂牌前夕被紧急叫停，市场为之愕然，被中断的蚂蚁上市进程如今仍未重启。
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原新加坡金融管理局学院院长白士冸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尽管近年来各国都大力推行反垄断，但中西做法大相径庭，“西方国家通过出台条例来进行监管，中共则是会直接介入私人企业运作。”
白士泮进一步分析，中国市场经济与西方的根本区别，在于中共是经济运作的政治基础，这一特质在中国官方执政期间表现得尤为明显，“中共几乎无所不在”。
中共中央办公厅在2020年9月印发《关于加强新时代民营经济统战工作的意见》，其中提到把民营经济人士更加紧密地团结在中共周围，让他们“始终做政治上的明白人”，并将符合党员条件的民营经济代表人士“及时吸收到党内来”。
“国进民退”趋势更为明显副作用或已在党内引反弹
然而，《意见》发布后掀起的民营经济整治大潮，令企业家们一时间噤若寒蝉。曾经行事高调的马云在蚂蚁上市遇挫后“隐身”至今，拼多多创始人黄峥在一年内先后卸任集团CEO和董事长，字节跳动创始人张一鸣去年5月辞去集团CEO，房地产大亨潘石屹和妻子张欣今年9月也分别卸任SOHO中国董事会主席和CEO。
这些备受关注的民营企业大佬隐退，被视为中国市场氛围改变的风向标。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炎受访时指出，中国经济“国进民退”趋势在中国官方执政期间更为明显，由此带来的副作用，或许已在党内引发反弹。
楼市与疫情加剧经济逆风
中国总理李克强今年8月考察深圳时做出“中国开放还要继续往前推进，黄河长江不会倒流”的发言。陈光炎解读，李克强是在中共高层的“北戴河会议”结束后做出这番表态，“很可能是北戴河会议上，党内有反映觉得（对民营经济）管得太紧了，应该缓和一点。”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炎指出，科技、教培等行业在高速发展多年后存在不少弊端，是时候进行规范。但若管控过度，严重打击民营经济信心，不仅削弱长期竞争优势，对就业形势和民众消费都会带来负面影响。“民营企业是中国经济最主要的驱动力，如果就业机会减少，人民生活水准停滞，中共的执政正当性就减弱了。”
民营企业尚未走出整顿阴影，骤然遇冷的楼市和此起彼伏的疫情封控，更令中国经济雪上加霜。在2016年首次提出“房住不炒”后，中国政府接连出手打击炒房行为，但楼市降温遭遇经济下行，导致多家房地产企业去年陷入资金流危机。今年来上海、北京等多个主要城市相继因疫情“清零”需求而封城，进一步重挫楼市买气，至今仍未出现大幅回弹。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受访时分析，过去10年间中国大部分的经济政策都具有加速中央集权的共性，这与同一时期中共集权趋势加剧、中国政治体制刚性化有关。
陆曦说：“中国的公共行政治理仍处于相当原始蒙昧的状态，制定政策时既没有经过广泛讨论、也缺乏先行试验和科学评估。这导致了从反垄断到清零，政策执行效果往往与预期目标背道而驰，不仅损害国内经济，也动摇国外投资者信心。”
美中贸易全国委员会、中国欧盟商会和中国瑞典商会过去两个月里对会员企业进行的调查均显示，严苛的疫情防控成为在华外企面对的最大挑战，不少欧美企业考虑暂停或取消在华投资计划，将目光投向亚洲其他区域。
陆曦悲观预测，即便中共在二十大后放宽防疫管控，也难以逆转此前造成的损伤。他说，疫情暴发三年来，不少制造业者陆续将工厂转移到东南亚等地，制造业根基已经松动。为维护清零政策而进行的信息封锁，也让中国在意识形态上与世界发生重大分歧，这些都很难在短时间内改变。
新加坡国立大学客座教授白士泮则认为，尽管中国在过去几年有内视倾向，但在公开报道中，决策层还是清楚表明坚持开放的决心。“如果之前打击民营经济，是为了防止资本扩张过快挑战中央权力，那么当中国官方再获得五年执政权，消除后顾之忧，有可能逐渐让经济回归市场。”
政治或经济由谁领头要待二十大后见分晓
他因此研判，要等到二十大落幕半年至一年后，才能从相关政策判断中国是会继续让政治凌驾于经济上，还是释放出对市场友好的信号。白士泮期待在下一个五年，决策层能清楚划分政府与市场的界限，“分清什么该由政府管，什么该放给市场做。”
中共十九大将“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基础性决定性作用”写入党章，但怎么把市场的决定性作用和“党领导一切”相协调？这对后疫情时期的中国是个重大问题，因为它不仅需要提振经济，还得最大限度释放增长潜能，从而在2035年达到综合国力大幅跃升，达到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目标。
陈光炎形容，当前中国经济就像是个摔了一跤的长跑运动员。有人认为他把骨头摔断了，以后只能跛着脚跑步；也有人认为这不过是肌肉痉挛，调整一下就可以恢复速度。“中国这次摔倒，是因为打击民营经济和推行清零政策，如果尽快放松管控，还有望恢复市场信心；若是延续当前政策，长期下来有可能真把经济打成跛脚，严重时甚至会瘫痪。”
内部风险持续升级 外部遭受围堵不止
内部风险持续升级之际，中国经济面对的外部挑战也更为严峻，首当其冲的便是美国的围堵。
过去五年里，中美相继爆发贸易战和科技战，两国关系愈发剑拔弩张。相较于已达成第一阶段协议的贸易战，美国在科技领域对中国的制裁，对中国经济造成的影响更为深远。
自2019年美国商务部将华为等中国企业设下出口管制禁令以来，美国已多次加码对中国科技企业的制裁。美国国会今年7月通过扶持国内半导体行业的芯片法案，并收紧对中国获取芯片制造设备的限制。美国总统拜登两周前又签署行政令，强化对中国在美技术投资的审查。在刚过去的星期五（10月7日），华府再宣布一项新的出口管制措施，限制中国购买与制造具军事用途的高阶芯片，包括部分用于超级电脑的芯片，也进一步收紧向任何中国公司出售半导体制造设备的规定。
一系列制裁的后果，是中国手机巨头华为今年推出的最新款手机，仍无法配备5G芯片。芯片业龙头中芯国际也因供应链受阻，难以实现高性能芯片技术攻关。
事实上，中国政府早在2015年就提出“中国制造2025”的纲领，定下到2025年实现70％核心基础零部件、关键基础材料实现自主保障等具体要求，以减少对外国供应的依赖。但七年过去，中国尚未在半导体行业实现重大突破，摆脱受制于美国的困境。
南洋理工大学经济学教授陈光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研判，半导体技术将是下一轮生产力革命的主要推动力，因此，科技战将成为未来中美竞争的关键，也是中国经济下阶段的最主要挑战之一。
陈光炎分析，从当前局势来看，中国芯片制造商依赖的生产设备主要来自美国及其盟友，而芯片设计行业也由美国公司主导。“不过，中国庞大的芯片消费市场给了它一定的议价能力；以举国之力推动关键行业发展，也有助于快速提升在这一领域的技术水平和创新能力。”
过去10年间，中共决策层多次提出通过“新型举国体制”推动科技发展，美国芯片法案今年8月生效后，中国官方在9月重提“新型举国体制”，强调要发挥“集中力量办大事”优势，大幅提升科技攻关体系化能力。
除了在科技领域面对“卡脖子”难题，逆全球化的国际环境和日趋复杂的地缘政治局势，也让中国日益意识到自立更生的必要。中共决策层在2020年5月提出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一年后颁布的“建设统一大市场”行动纲领，被视为构建内循环的具体政策，通过释放国内市场潜力，抵御外部不确定性增加带来的经济风险。
借“统一大市场”内循环看似理想但执行风险大
新加坡国立大学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助理教授陆曦受访时认为，寄望于通过“统一大市场”实现内循环，是一个看似理想，但执行时有很大风险的决策。除了要解决地方经济结构被打破导致的结构性失业、产业政策失效等一系列问题，中央政府也必须设置更多部门协调各地间利益分配，增加经济和政治层面的不确定因素。
“内循环”能否奏效尚未可知，但它为中国经济带来另一重风险——尽管官方一再澄清“内循环”不等于闭关锁国，也以积极推动区域全面经济伙伴关系协定（RCEP）、申请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全面进展协定（CPTPP）展现保持开放的决心，但不少海外投资者仍担心，中国将重心转向扩大内需，是与外界脱钩的征兆，这助长了在华外企的悲观展望和撤资倾向。
在今年之前，各国经济师普遍预计中国GDP将在2030年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经济体。但随着中国增长动力减弱，英国智库经济和商业研究中心近日将中国超越美国的时间预测从2028年推迟至2030年，日本经济研究中心的预测则从2029年延后到2033年。
美国前财政部长萨默斯更直接质疑中国经济超越美国的可能性。他说，中国人口日益老龄化，政府越来越倾向于干预企业事务，令他大幅降低对中国经济增长的预期。他认为，对于中国崛起的预测与之前有关日本或俄罗斯将超越美国的预言类似，“在今天看来很荒谬”。
陈光炎则认为，中美国力竞争有如一场龙舟赛。“美国汇聚了全球各地的优秀人才和企业家，个个肌肉发达，但他们之间的利益冲突，可能会抵消部分成果。中国的龙舟上，每个船员不见得是最强的，但他们是齐心协力往一个方向划。中国强大的民族意识发挥重要的凝聚力，加上政府的统一管理，成为中国最重要的竞争优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