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身边人”腐败难治？
京腔新韵
中共中央办公厅近日印发了一份《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管理规定》，对厅局级以上干部“身边人”的经商办企业行为作出规范。
《规定》所定义的经商办企业行为，包括投资开办企业、担任私营企业或外资企业等的高级职务、私募股权基金投资及从业、从事有偿社会中介和法律服务等。《规定》对不同层级、不同类别领导干部配偶、子女及其配偶经商办企业分别提出了禁业要求，领导干部职务层次越高要求越严，综合部门严于其他部门。
在中国官场，“一人当官，全家受益”是常见的事：一些手握实权的官员以亲属为掩护，捞取经济利益；“官二代”或是“官太太”打着官员的旗号，在商场上如鱼得水，赚得盆满钵满。这份约束领导干部“身边人”经商办企业行为的规定，对以权谋私的约束更多，干部谋私的难度也就更大了。但也有人调侃，这是“熟悉的味道、熟悉的配方”。
中共要求领导干部管好“身边人”，确实不是什么新鲜事。据中国媒体梳理，早在198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就出台过《关于禁止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经商的决定》。
这份近40年前的《决定》提到，不少党政机关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从事商业活动，利用自己的特殊身份和社会关系，参与套购国家紧缺物资，进行非法倒买倒卖活动。《决定》规定，凡县、团级以上领导干部的子女、配偶，除在国营、集体、中外合资企业，以及在为解决职工子女就业而兴办的劳动服务性行业工作者外，一律不准经商。
当时的这份文件，主要是针对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初期以“官倒”形式出现的贪污腐败。这些年来，贪污腐败形态不断变化，从当年的“官倒”，演变为官商勾结巧取豪夺、政治寡头垄断、官场团团伙伙等。要求官员约束“身边人”、规范领导干部亲属经商的规定也没少发，但“家族式腐败”这个中国官场顽疾始终没有消失，官员“身边人”参与的权钱交易、利益输送，仍然是官场腐败的主旋律。
周永康、苏荣、令计划等中共十八以来落马的许多“大老虎”背后，都有“父子兵”或“夫妻店”。这些“大老虎”倒下后，最近一两年落马的高官中，仍不乏“家族式腐败”的典型。
今年1月，官方对中共浙江省委原常委、杭州市委原书记周江勇严重违纪违法问题的通报中，“伙同亲属非法收受巨额财物，搞家族式腐败”就是罪名之一。据反腐专题片《零容忍》披露，周江勇和弟弟周健勇一个从政、一个经商，哥哥办事、弟弟收钱，兄弟俩合作无间。《零容忍》披露的贵州省政协原副主席王富玉案，也诠释了官场“贪腐亲兄弟、敛财父子兵”。这名被控敛财超过4.5亿元（人民币，9300万新元）的高官，正是通过弟弟、儿子实现钱权交易，捞取经济利益，一步步走上审判台。
这些触目惊心的“家族式腐败”案件也显示，官员的“身边人”比比皆是，绝不只是配偶、子女等直系亲属。《规定》公布后，不少网民就质疑，除了配偶和子女，领导干部难道“就没有小姨子、小舅子、大侄子、小侄女”“谁家还没有七大姑八大姨？”还有人问，官员们同居不领证的女友、高级干部的孙辈又怎么算？
看起来这项《规定》得要求领导干部的九族都不得经商办企业，才能让老百姓信服。当然，这样实在是有些苛刻，也不太现实，但要斩断以血缘和姻缘为纽带形成的利益输送链，破除家族式的“贪腐共同体”，仅仅靠一纸新规，也确实难以从根本上解决问题。
一方面，任何规定的意义都在于落实，这也包括对官员亲属相关信息的公开，以利社会监督。另一方面，在人治色彩浓厚的社会，关系、人情往往比制度的效力更大，指望一条新规杜绝以权谋私也十分困难，要是不约束官员手中的权力，没有监督和规范，总会有人找到钻空子的机会。
积极地看，出台《规定》凸显了中共高层防堵腐败漏洞的决心。就在《规定》发布的两天前，中国官方在主持政治局一场集体学习时强调，反腐败斗争关系民心这个最大的政治，是“一场输不起也决不能输的重大政治斗争”。中共十八大以来树立的反腐旗帜，为领导人争取到民意和民心，稳固了个人的权威。在二十大后，反腐的旗帜相信会继续被高举，但如果没有在制度建设上大步向前迈进，人们迟早也会厌倦“熟悉的味道和熟悉的配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