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香港书展的变与不变

一年一度的香港书展上周三（7月19日）在湾仔会展中心开幕后，每天都吸引了大批书迷入场买书。但对我这种文字工作者来说，为期七天的香港书展更像是密集的见面会，在场内总会不期然遇上一些许久未见的同行和朋友，大家趁机相聚一番。

记得2019年下半年反修例运动爆发的时候，示威者在7月份天天上街闹事，香港书展的气氛也紧张起来。有一日我约了一位朋友在书展楼下的咖啡店见面，离开时遇到曾经一起到海外出差的香港《苹果日报》主笔卢峯。

卢峯那段日子几乎天天在报纸撰文批评港府；不过当天所见，他也是心事重重。大家寒暄时都慨叹每天在电视上看到没完没了的示威画面后，心情很抑郁，希望这场社会运动能够尽快结束。

四年过去，桃花依旧笑春风，卢峯却已锒铛入狱。上星期五我到书展闲逛，竟然巧遇据说文章观点反映北京看法的中国大陆博客“靖海侯”。“靖海侯”前几天刚撰文批评香港有人“泛化利用”《香港国安法》，在香港政坛引发一股热论。我和他也闲聊了几句。

四年前在香港书展遇见民主派报纸的笔杆子，四年后同一场合转而偶遇一位有可能是官方背景的“官媒”，这种巧合也刚好是近年香港政治氛围遽变的真实写照。唯一不变的是，香港书展作为香港文化界的一大盛事活动，至今每年都能够集结到一众出版社及作者，以及聚集了一群有共同爱好的人到来交流。

今年整个书展期间有超过70场作家讲座，著名作家余华的讲座就被安排在上周六举行，以尽量方便更多读者和余华面对面交流。讲座现场本来安排了3000多个座位，岂料最后竟然吸引了逾万名香港和外地的读者“朝圣”。

为了让场外读者不虚此行，主办机构—香港贸易发展局当天决定将讲座分成两场，腾出更多座位，但仍然无法让所有书迷入场旁听，引起不少人鼓譟。这场小风波也反映了香港书展作为文化交流的角色，至今依然没有改变。

但和疫情前相比，今年香港书展还是出现了一些变化。

一是参加书展的人明显少了很多。香港书展举办30多年来，入场人数有增无减。许多书迷每年兴致勃勃排队进场，或满载而归，或“打书钉”，就是志在参与这个一年一度的文化盛事。

今年的香港书展是疫情复常后的首个书展，按道理过去三年被压抑无法正常出外的大批书迷都会现身支持。但从新闻报道所见，整个书展甚少出现以往大排长龙的盛况。场内人流虽然颇多，可也不算太挤拥，市民仍然可以自由穿梭每个摊位。

有参展出版社的工作人员认为场内人潮不算多，今年的书展销情与去年冠病疫情期间相若，很有可能因为疫情下市民习惯改变和经济不景气。但我在场内观察所见，更重要的原因或许和近年香港移民潮有关。

过去三年，十多二十万港人因为政治原因先后移居海外，不少是中产阶层。香港书展少了这批昔日支持者，人流和生意额自然也大减。再加上疫情三年后，中国大陆民众对香港兴趣渐失，前来书展的大陆人没想像中那么多。难怪香港贸易发展局给今年书展入场人数定出了颇低的目标——80万，这个数字和2019年相比足足少了两成。

二是书展渐渐去政治化。以前香港书展有不少政治讽刺的书籍销售；《香港国安法》实施后，亲民主派政治类出版商被拒参展，也有书商担心书籍敏感而放弃参展。今年政治书籍近乎绝迹。

记得以前港媒做书展新闻时，都喜欢采访曾出版政治漫画讽刺香港的出版社“次文化堂”。该出版社自首届香港书展起一直参展，但今年不见港媒有任何报道。我好奇上网一查，才发现原来“次文化堂”自去年开始已不再参展。社长彭志铭解释近年已没有出版新书，故选择不参展。

客观而言，《香港国安法》的实施令今年香港书展变得更加安宁。可从另一个角度来看，香港书展一直予人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观感，吸引了大批海外和内地读者慕名而来；如今书展售卖的书籍都“政治正确”，对某些人的吸引力自然大减。这样持续下去，香港书展还能否保留原有特色和价值呢？不少人都有疑问。

中国政府在“十四五”规划中明确支持香港“八大中心”的建设和巩固，包括“支持香港发展中外文化艺术交流中心”，这寄托了北京官方对香港未来文化发展的更高期待。香港书展未来的定位是什么，在“一国”下如何保持“两制”的特点？这些问题都在考验官方的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