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香港贫富悬殊下的“两餸饭”

港澳突搜

上周四下午，我到油麻地办事，忙完经过一家网红的“两餸饭”店铺，看到门外排了十几二十个人，突然想起网上对这家餐厅的评价很高，于是也加入队伍，买了一盒“两餸”回家伴饭。

回到家一试，味道果然不错，和酒楼的同类型食物差不多水准，但价格却是亲民价。以我买的“两餸”为例，只要48港元（约8.5新元），连酒楼一半的价钱都不到。

在粤语，“餸”是“小菜”的意思。“两餸”用书面语写就是“两个小菜”。在香港“两餸饭”店铺，客人可以选两个小菜，也可以点三小菜，当然价钱也相应高一点。香港疫情持续两年多以来，经济不景气，专做外卖生意的“两餸饭”餐厅由于收费便宜和小菜款式多样，吸引了许多基层市民光顾。

据网络上一些“两餸饭”群组的资料显示，“两餸饭”店，近年在香港社会异军突起，已由一两年前的100多家，急升至目前的四五百家，几乎开遍全港各区。尤其是许多基层家庭居住的油麻地、旺角和深水埗一带，到处都可以看到“两餸饭”餐厅的踪影。

被喻为“穷人恩物”的“两餸饭”食肆愈开愈多，某种程度上正好折射出香港贫富悬殊问题越来越严峻。香港背靠中国、面向世界，近年已成为国际金融中心，人均GDP更从九七年回归时的不足3万美元，升到2021年的近5万美元。然而，经济繁荣的背后并不代表人人都丰衣足食，香港贫富悬殊反而相当严重。

由2007年起，港府每五年就会公布反映贫富差距程度的基尼系数，上一次公布的数据已经是2016年。当时基尼系数为0.539，已经创下45年新高，反映香港是中国最富庶的地区，但同时也是社会不平等最严重的地区之一。

令人担忧的是，这个问题在过去五年不但没有改善，反而有进一步恶化的趋势。香港中文大学亚太研究所今年7月中旬公布的一项调查显示，在700多名受访的18岁或以上港人之中，超过六成半受访者认为香港贫富悬殊情况严重，另有逾五成受访者认为目前的情况比五年前严重。

这方面的一个体现便是劏房（即房中房）现象。正当香港的富人躺在大宅享受空调之际，数以十万计的贫困市民却被迫在环境恶劣兼不可住宿的劏房中度日。而在香港街道上，也处处可以看见这个呈现鲜明对比的画面：一边是名贵的跑车驶过，一边却是低收入的长者在街头捡拾纸皮，赚取微薄的生活费。

不消说，香港社会的贫富悬殊在过去多年衍生出了大大小小的问题。许多生活艰苦的边缘弱势社群，对社会制度的不满日益扩大，抗争活动此起彼落，导致社会愈趋向不稳定。

前段日子，香港多名问责官员到地区，探访不同的劏房户及基层人士。他们都不约而同发现，许多基层儿童由于没有资源，平日学习兴趣班或运动的机会相当少。尤其是疫情期间，他们在家上网课，更因为没钱安装上网宽频而影响到学习进度，结果香港的跨代贫穷等结构性问题一直未能改善。

从宏观的角度来看，香港贫富悬殊严重并不是孤立的现象。不论是发达国家如欧美国家，还是发展中地区如非洲，贫富悬殊一直是各地政府头痛不已的社会问题。这是因为在经济全球化下，各国的富裕和精英阶层往往能获取最大的利益，而贫穷阶层由于只能参与生产过程中的低技术工序，只赚到微薄利润，造成社会贫富差距不断加大。

但香港贫富悬殊的问题特别尖锐，也和社会制度与文化有关。香港多年来一直是全球最自由的经济体，官方一直主张积极不干预政策及实行低税制。在低税制度下，官方并未能有效将财富重新分配，财富更集中倾向富人手上，造成“富者愈富、贫者愈贫”的情况，贫富悬殊差距一直无法解决。

香港新特首李家超上台后，一直强调施政重点会放在解决包括贫富悬殊在内的民生问题。在不久前，官方就公布了一项为期一年的试验计划，为2000名来自弱势家庭的初中学生配对一名义务“友师”，协助他们摆脱跨代贫穷命运。这是一项全新的尝试，值得期待，若能成功帮助基层年轻人扩阔人脉和视野，将有助增强他们向上流动的机会。

但不得不说的是，有关计划的名额实在是杯水车薪，对解决香港贫富悬殊问题只是聊胜于无。香港要解决贫富悬殊问题，最终还是要靠完善社会机制，以及促进产业趋向多元化发展。只有加强基层市民的谋生能力，协助他们增加收入，才能改善生活环境，不致于被迫每天都要节衣缩食吃“两餸饭”，虽然它的质素不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