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恶性事件频发敲响警钟

星期一（10月28日）下午，中国媒体推送的一则北京海淀警方通报让人心头一沉。

短短100多字的通报没有太多细节，但披露了几个重要信息：北京街头发生了一起持刀伤人案；地点在名校扎堆的海淀区；五名路人被攻击后受伤，其中还有三名未成年人。

作案的50岁唐姓男子当场被控制，作案动机不明；伤者及时送院，没有生命危险，但伤势情况不得而知。

警方通报后不久，社交媒体上流传出更多关于这起案件的细节。事发地在北京重点小学中关村第三小学北校区的校门外，受伤的三个未成年人都是该校放学回家的小学生。

社媒流传的视频和照片触目惊心，一个背着书包的孩子侧躺在地上，一名家长抱着另一个孩子跪地哭泣，现场血迹斑斑。可以想象，在人来人往的街头，歹徒举刀挥向手无寸铁的行人，现场尖叫声四起，恐惧弥漫。

“生命，距离五米。”一名学生父亲在社交平台上如此描述现场的情况，言语中透出惊魂未定。

这名父亲告诉中国媒体《财新》，妻子去接儿子时目击这起持刀伤人案，一名学生的脖子被砍，另一名学生的手被砍，还有人后背被砍，他的孩子当时距离歹徒仅五米。受伤的两个成年人都是阻止凶手的见义勇为者，包括一名家长和一名棒球教练。

光天化日之下，在中国安保最严密的首都北京街头肆意行凶；趁着学校放学的时间点，在校门外无差别攻击年幼无助的孩童，行凶者的心理到底有多失衡？是什么让他向无辜的人举起了利刀？

中国的暴力犯罪率整体较低，因为人口基数大，总会有一些铤而走险的人。但今年以来，各地发生多起引人瞩目的恶性暴力事件，北上广深四大一线城市无一幸免，不得不引起关注。

单是今年5月以来，针对小学生的袭击事件就至少有五起。除了周一在海淀发生的恶性事件外，今年5月20日，一名女子闯入江西省文坊镇的一所小学，持刀伤人造成二死10伤。苏州和深圳的日本人学校先后在6月和9月，发生震惊各界的日本孩童遇袭案，还上升成为中日外交事件。广州天河区一所小学校门口本月上旬也发生持刀伤人案，一名60岁男子砍伤三名路人，其中有两人是小学生。

其他泄愤式的恶性案件也不少。不到一个月前，一名37岁的男子因为讨薪失败，生活无以为继，萌生报复社会想法，中国国庆前夕在上海一家超市持刀砍人，造成三死15伤。这是上海今年6月发生地铁持刀伤人案后，不到四个月又发生持刀行凶的恶性事件。

多数这类案件发生后，官方都不再披露歹徒的具体作案动机。媒体偶尔能通过网络流传的零散信息，去拼凑一些不完整的真相，但难以判断这些看似孤立的恶性事件背后，是否有一些共性。比如这些案件是否多数以泄愤为目的？行凶者是否都因遭遇过不公，导致对社会有极大的不满？这些人的精神状态是否不正常、人格是否有缺陷，又或者是有其他的原因，造成他们被推向社会边缘？

必须要指出，在反思这类极端案件时，不应该失去基本的道德标准和大是大非的原则。无论个人际遇多么坎坷、生活工作多么不顺遂、遭遇到多大的社会不公，都不应该以无辜者的生命为代价为自己讨说法；任何以无差别的施暴来宣泄个人怨恨的报复社会行为，都应该遭到强烈的谴责。

不过，这些恶性事件还是敲响了警钟。我们不知道除了警方通报、媒体报道的案子，是否还有更多隐匿的极端个案，单是这些公开的案子透出的社会戾气，就让人细想起来背脊发凉。

去年中国一些地方就传出，要排查“五失”人员（投资失败、 生活失意、关系失和、心理失衡、精神失常）；近期有舆论再次提醒，在经济低迷、企业经营困难、就业环境严峻的当下，应该关注“五失”人员。9月底的中共政治局会议在强调要守住兜牢民生底线时也提出：“重点做好应届高校毕业生、农民工、脱贫人口、零就业家庭等重点人群就业工作，加强对大龄、残疾、较长时间失业等就业困难群体的帮扶。”

经济层面的问题难免传导到社会层面。一旦经济增速放缓，做大蛋糕就变得困难；而蛋糕做不大，上升的空间也受限，阶层固化、分配不均的问题就会更加凸显。这个过程中，社会心态会变得复杂，不少人跌入夹缝中，有人躺平，有人焦虑，有人愤懑，也有人会因为一念之差，把无辜的人当做宣泄的对象。这样的社会风险不得不防，要缓解问题，根子还在做大经济的蛋糕，也给底层弱势群体多一条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