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中国如何继承邓小平遗产？

本周四（8月22日）是中国已故最高领导人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纪念日，相关的纪念活动近期多了起来。

据《解放军报》，中国军方星期一（19日）在京召开了全军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理论研讨会，中央军委政治工作部主任苗华出席会议并讲话。上周五（16日），中共中央机关刊物《求是》，发表了题为《把邓小平同志开创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不断推向前进》的纪念文章，缅怀邓小平的丰功伟绩。

一些官方机构和地方上也陆续推出纪念邓小平的活动。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广电总局上周在线上推出了20集微纪录片《红相册·邓小平的故事》；国家邮政局早前也预告，将在星期四发行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的邮票。

四川、江西等地通过举办书画展、推出报告文学等方式缅怀邓小平。中共上海市委机关报《解放日报》连日来也连载记述1975年邓小平领导全面整顿的专著《邓小平与1975年的中国》。

截至本周二，北京尚未透露将如何纪念邓小平诞辰120周年。不过，在邓小平诞辰100年和110年时，官方都曾在人民大会堂举办高规格纪念活动。高层很可能也会在近期按照党和国家领导人诞辰逢十纪念日的规格召开纪念座谈会。

作为中国第二代领导人，邓小平在中国转型的重大历史关头，发挥了关键作用。他在1978年主导的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让中共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拉开了中国改革开放的大幕。

当年中国发生天安门事件，紧接着东欧巨变，苏联解体，左倾的意识形态在当时肃杀的政治氛围下回潮，改革开放完全陷入停顿。已经退休的邓小平在1992年初到南方巡视，发出“谁不改革谁下台”的警告，凭借其个人在党内巨大的影响力，极力把中国重新拉回改革开放的轨道。

北京对邓小平诞辰120年的纪念，相信会以改革开放为主题。除了肯定他在推动中国改革开放上留下的政治遗产，官方预计也会借机再度释放改革不停顿、开放不止步的信号，包括进一步强调二十届三中全会定下的改革方向和路径，宣示继续推进邓小平开创的改革开放事业的决心。

中共在上个月召开的二十届三中全会上通过《决定》，提出了涉及多方面的改革方案，并称要在2029年前完成改革目标。但一个月过去，从各项宏观经济数据、股市、楼市、外资等方方面面的表现看，三中全会到似乎没有达到振奋人心的效果，在恢复社会信心上发挥的作用很有限。外界都在观望，高层有多大的决心推动改革；三中全会所做的宣示，会不会是一阵风；尤其在国内外环境出现逆风时，改革是否又会停顿。

客观地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带来的是方向上的根本扭转，它的震撼与冲击是难以比拟的。即使与11年前的十八届三中全会相比，眼下的环境也不太一样。当时社会对刚上任的新一代领导班子抱有很大期望；高层开展轰轰烈烈的反腐，大获民心；十八届三中全会也提出了清晰的改革措施，包括重新定义市场的作用，满足了民间的期待。相较之下，那股新鲜劲儿，以及由此激发的高昂的情绪，现在很难寻觅了；取而代之的是政治氛围收紧、意识形态强化、经济持续疲软带来的无力感和悲观。

与此同时，中国面对的外部环境比过去更复杂，而且更不可预测。已故的哈佛大学荣休教授、著名的中国问题学者傅高义，曾在研究型传记《邓小平时代》中形容，当年邓小平全面接手推动中国转型的工作时，有一些极为有利的条件，其中之一是在邓小平上台时候，“有一个开放的世界贸易体系，其他国家愿意与中国分享资本、技术和管理，并欢迎中国加入国际体系”。

但这样的外部环境已经成为过去式。现在中国与西方，尤其是与美国的关系紧张，经过过去数十年，中美对彼此的认知发生了质变。在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中国正在经济、军事、科技等方方面面加速紧追美国，且中国不会如西方之前所想象那样，与西方走趋同的发展道路后，美国对华政策从之前的接触，转向了围堵、竞争。中国也因此加剧了警惕心和自我保护意识，把更多精力从发展经济转向安全问题。

其实每一个时代都有特殊的困难与挑战，外部的环境或许很难改变，改革的硬骨头可能也更难啃，但中国无法再走回头路。要恢复信心、提振士气，高层还是得拿出更大的改革决心、付出更大的努力，这才是站在新的历史关头，对邓小平遗产最好的继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