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深入反腐与改革的悖论

在社会舆论集中于中国经济走势、改革与巴黎奥运争议的这段期间，中共已经持续了多年的全面反腐还在推进，而且力度明显侧重在金融、国企领域。

刚过去的7月，就有两名正部级干部落马，分别是全国政协人口资源环境委员会副主任李微微，以及退休数年的原中共海南省委书记罗保铭。罗保铭据报道是主动投案，成为今年第六个正部级“大老虎”。

此外，根据中央纪委官网反映的不完全数据，7月被执纪审查的中央一级党政机关、国企与金融领域中层干部有28人，其中近半数来自金融领域（国有银行、政策银行、银监与保险系统等），共12人。另有八人是国企管理人员、七人是党政机关干部、高校一人。

进入8月，这股反腐风又刮得更强了。仅上星期五（8月2日）一天里，就有至少三名在职与退休的金融干部经证实被查。他们是上海证券交易所党委委员、副总经理董国群；中国证监会深圳监管局原党委书记、局长陈小澎，以及大连银监局原党委书记、局长原飞。8月3日，中核集团资本运营中心副主任左足清也确定被查。四天后，招商平安资产原党委书记、总经理陈明理落马。

按照惯例，中纪委在第一次通报时不会透露当事人的腐败情节有多严重，仅指他们“涉嫌违纪违法”。但从左足清的职务看，他任职的中核集团是中国十大军工企业之一，该集团去年12月以来已有多名高管被查，反映“军工系”反腐还未到一个段落。

其他近期落马的干部多数在金融或国企领域，多属于厅局级干部，虽算不上“老虎”，但由于范围广泛，所构成的危害也不容小觑。延续这几年的趋势，他们不少人是在退休后被查。比如7月被查的中国银行业协会原党委副书记、秘书长刘峰，被查时刚退休不到一年；陈小澎已经退休四年；原飞已退休八年。这些案例，再次凸显官方“倒查”存量腐败的力度，涉腐干部退休不等于可以“平安落地”，不知道这是否会让他们胆战心惊，还是继续存在侥幸心理，认为只要自己违规收受的利益不算庞大就没事——反正有问题的人那么多，或许抓不到自己。

从中国媒体捕捉的信息看，一些地方的金融体系显现“群腐”现象，更不乏同一岗位官员“前腐后继”的例子。比如上述提到的刘峰，他曾经任职的吉林银保监局，就出现前后两任局长都涉腐败被查，中国银行业协会也已有三名高管涉腐。大连银监局原局长原飞，其前任李林在2021年已被查，换言之，该局自2003年成立以来，第一第二任“一把手”都涉腐。在大连金融监管系统中，与原飞同期任职的也有人在今年被查。

须指出，同一岗位上“接力腐败”，在地方政府系统也不算新鲜事。本星期二（8月6日）被查的贵阳市长马宇宁，是连续第四任落马的贵阳市长。马宇宁今年48岁，拥有清华大学博士学位，曾是全国最年轻的省会城市市长，却在贵州省委第一巡视组刚进驻贵阳一个月内就落马，真是经不起查。

中国官方在通报各类腐败案时，每每强调对腐败“零容忍”，所谓“抓到一起、查处一起”，这几年深入清理存量腐败，正是要杜绝干部的侥幸心理。今年1月的中纪委全会上，官方明确“把严惩政商勾连的腐败作为攻坚战重中之重”，并列出金融、国企、能源、烟草、医药、基建工程和招投标为深化整治的重点，强调要继续紧盯重点问题、重点领域、重点对象、新型腐败和隐性腐败。

从曝光的例子看，纪检部门的确是按照中纪委全会的决定在开展工作，金融、国企、能源都是反腐重点领域。从此前几年惩处“老虎”到追查“老虎”以下的广泛干部。但是，金融领域突出的腐败问题，也让人感觉到中国要在金融领域推进市场化改革，借用市场力量实现资源配置效率最优化，有多难。市场化意味着放权，还必须打造高度诚信、透明与法治化的环境，而腐败多发，这本身就透露出不诚实与法治不彰。

不久前闭幕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所做出的《决定》，全文提到“金融”虽然有34次之多，但侧重的仍是防范化解风险、强化金融监管。中国领导层希望通过改革来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但是在最为关键的金融与资本领域，市场化改革根本难以展开、官方也不敢放开，与中国经济体量相匹配的现代金融服务业，也就难建立起来。

今年以来，官方主唱全面加强监管的调子，立意是让金融更稳定发展，为实体经济与“中国式现代化”的战略服务。但至今官方施力点还是强化监管，要发挥好金融“活水”，中国还缺乏环境条件，也还需要寻找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