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民企老板之死
中国江苏省常州市一家民营企业的董事长跳楼身亡,他在遗书中否认自己和已经落马的官员有金钱往来,并称配合纪委调查过程中感受到很大压力。
事件引起广泛关注,一度登上微博热搜榜。政商关系、纪委工作方式等成为热门讨论话题。
民企老板跳楼究竟是何原因?这起事件可能会对民营企业家群体产生怎样的影响?
企业家深夜坠楼
常州市华立液压润滑设备有限公司微信公众号“常州华立”上星期六(11月11日)上午发文称,公司董事长承勇当天凌晨跳楼身亡。
文章转发了承勇的遗书和朋友圈动态,承勇称,自己被常州市纪委就天宁区原副区长杨康成一案约谈,受到很大压力,“我本人发誓没有拿他的800万(人民币,149万新元)存款和现金行贿的事情,在里面一开始只是想尽快交钱走人,没想到遇到的是进退两难,审讯小屋子有点难熬”。
承勇写道:“800万的存款,所有前期承认的现金行贿都不存在。我当时只想早点交代结束,草率承认的,证据都是慢慢猜和想出来的,刚好对上,也是巧合!纯属巧合!”
他还写道:“可能是我的心理素质太差了,度日如年,后面还要继续,我觉得太累了,先走一步,拜拜!”“对于所有身边的亲朋好友,说一声对不起,辜负了你们的期望,不能够再陪伴,对于我的员工说声对不起,再见!”
常州华立一名员工及一名管理层人士向财新网证实,承勇已经去世。该管理层人士介绍,承勇家属看到朋友圈文字后报警寻人,11日清晨在承勇住处附近的一栋楼下发现遗体。上述员工和管理层人士均证实,承勇从11月8日起配合常州市纪委监委调查直至11月10日,每日早去晚归,未被留置。
另据第一财经报道,承勇的家属称,承勇已连续三天被常州市纪委监委找去谈话,这段期间他每天只能睡一两个小时。在承勇去世前一天被纪委叫去后,直到深夜11时许才回家,还向妻子说对不起,看得出来承受较大的压力。
“常州华立”微信公众号的文章和第一财经的报道现在均已无法查看。
人物背景
常州华立官网信息显示,公司始建于1984年,是一家专业生产润滑成套设备为基础、研发新型工业技术的机械制造服务公司。常州华立的润滑油站产品在中国润滑市场占有率为14.97%,连续十余年蝉联中国第一,海外客户包括德国西门子、曼透平,日本三菱、神户制钢等知名厂商。2021年,常州华立还入选了中国工信部发布的第三批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名单。
根据天眼查信息,承勇生于1979年,为常州华立第一大股东,直接持有公司29.76%的股权。
据常州天宁区总商会今年4月报道,2009年,承勇从父亲手里接过常州华立的管理责任后,开启了一系列转型,并开拓国际市场。报道称,为了打消国外厂商对常州华立的质疑,承勇通过不断拜访、细化方案及提供生产记录,最终靠实力和能力得到国外厂商的认可。
除了企业家身份,承勇还是中共党员、郑陆镇人大代表、天宁区政协委员,生前曾担任天宁区商会副会长、天宁区工商联执委等社会职务。
事件中的另一人是落马官员杨康成。
公开资料显示,杨康成1971年出生,长期在常州市武进区、天宁区工作。2015年7月起至2021年5月,他先后担任常州市天宁区郑陆镇镇长、党委书记。2021年6月至9月,杨康成进入天宁区区委研究室、区发改局工作。他于2021年9月出任天宁区人民政府党组成员、副区长。
常州市纪委监委今年6月21日发布公告称,杨康成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常州市纪委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今年8月31日,天宁区人民政府发布了关于免去杨康成职务的通知。
自杀原因众说纷纭
对于承勇跳楼自杀,网民反应不一。
有网民认为,地方官员与民企老板政商勾结的腐败案屡见不鲜,承勇可能是害怕进一步调查,畏罪自杀,遗书里的说法不过是他的掩饰之辞;也有网民认为,承勇应该是在纪委谈话时受到了逼迫,“屈打成招”;还有网民称,承勇一开始可能是想迅速了结此事,没想到产生了更严重的后果,在后悔和恐惧中选择了轻生。
北京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张庆方对财经自媒体“一见财经”表示,有一种可能是,常州纪委已经查实杨康成确实贪污或者受贿800万,但是从杨康成家找不到足够追赃的财产,于是就去施压民营企业家承认不存在的代为保管事实。
张庆方还说,这起案件并非孤例,和他最近代理的四川省内江市的一个案子情况极为类似。
承勇自杀后,大皖新闻记者曾致电常州市纪委多个科室,值班工作人员均表示不清楚此事,其中一名值班工作人员称不方便说。
常州市官方的公众号“中吴网”星期日(11月12日)发布情况通报称,近日网传常州华立法定代表人因被约谈后坠楼身亡,常州市委市政府高度重视,正在组织有关部门依法开展调查,纪检监察机关正在深入核查相关案件办理情况,坚持实事求是、依规依纪依法的原则认真处置。
纪委如何与当事人谈话?
民企老板在被纪委约谈后跳楼自杀,让纪委开展工作的方式方法成为舆论关注焦点。
据中纪委网站上的《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谈话函询虽然不是审查,但不代表可以随便瞒混过关。监督执纪工作规则规定:“反映问题比较具体,但被反映人予以否认,或者说明存在明显问题的,应当再次谈话函询或者进行初步核实。”
“人民日报政文”微信公众号2016年曾披露过纪委是如何与当事人谈话的。文章引述山西省一名官员的回忆称,“接受这种谈话和其他谈话的感觉完全不一样”,“省纪委领导在谈话时十分严肃”。该官员称,“当天晚上,我难过得一宿没睡着觉,前思后想,自己确实没有原以为的那么‘完美’。”
对于网民关注的“逼供”“诱供”问题,《中国纪检监察报》2015年刊文明确提出,谈话取证要尊重被调查人权利,把耐心细致的思想沟通工作做到位,尽力消除对方抵触和顾虑情绪,要尽量取得被调查人的信任,而不能急功近利,甚至诱供逼供。坚持在话语上不说侮辱人格的话,更不容许打骂体罚被调查人。
一些地方的纪委也有避免逼供诱供的具体措施。据《北京青年报》2015年的报道,北京市一名区县纪委相关负责人告诉记者,他们的谈话室安装了监控系统,确保监控区域不留死角。区纪委还建立了案件查办监控室,实现了对办案人员和谈话对象的“双监督”。
不能损害民企信心
常州民企老板跳楼事件,可能会让其他民营企业家感到一丝寒意。
近几年,由于政治经济大环境的变化,中国民营企业家普遍信心不足,不少人选择“躺平”,或者干脆“润”了。为此,官方多次提出要保障民营企业发展,强调“信心比黄金更宝贵”。为了让企业家吃定心丸,海南省今年3月甚至提出“对民营企业家涉案人员能不捕的不捕、能不诉的不诉”。
在中国营商创业,和地方官员打交道必不可少。以前,民营企业家主要害怕的是官员“吃卡拿要”,如今承勇的事情出来,恐怕又多了一种担忧:地方官员落马,会不会牵连到自己?即使自身清白,会不会成为纪委办案的牺牲品?
因此,承勇事件需要官方给出一个清晰的令人信服的说法,不论他是畏罪自杀,还是被逼而死,抑或另有隐情,都要明明白白地查出来、公布出来,倘若纪委约谈过程中真的存在违规行为,也要果断惩处、勇于反思。如此,才能让民营企业家多一些对官方的信任和对未来的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