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不能说的中国经济

前阵子到浙江休假，朋友聚会逃不过一个话题：经济。

疫情虽然过去了，中国经济没有大幅反弹，下行的压力却只见加大，连经济发达的浙江都在发愁如何能让GDP（地区生产总值）数字更好看一点。

一名在二线城市开发区工作的朋友在饭桌上吐苦水，眼下最大的烦恼是招不到商，地方上有GDP压力，层层下放指标给各个部门，但招商部门却没有拿得出手的优惠政策。

这名朋友直呼，自己现在是“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踏破企业门槛，就是找不到企业主愿意投资落地，这和几年前坐在办公室就有企业送上门的情况大相径庭。

另一名在企业工作的朋友接过话说，“企业投资又不是水龙头，（政府）说开就开，（政府）说关就关”，眼下别说有没有钱投资，有钱也得想想是不是要投资，“这几年都被搞怕了”。

饭桌上又谈到房地产，在座的所有人都笃定，中国楼市供大于求已是铁定事实，房价还得继续跌，如果不是刚需，这时候千万不别做“接盘侠”。

中国经济向来是“南强北弱”，尤其是民营经济发达的东南沿海地区，经济增长似乎从来都不是问题。疫情之前，中美贸易战打得如火如荼，到江浙地区走一圈，丝毫看不到经济不景气的影子。如今虽谈不上疲态，但疫情前江南一带繁荣似锦，人们信心满满、动不动就投资买房折腾着赚钱的光景，已经不存在了。

今年第二季度以来，悲观情绪一直笼罩中国经济。消费、投资、出口、就业，各项主要宏观数据几乎都看不到亮点。官方星期二（8月8日）发布的最新数据，又给泼了一盆冷水，7月以美元计算的出口同比下跌14.5％，创下2020年1月至2月冠病疫情在中国全面爆发以来的最大跌幅。

中国也没有像年初一些经济学家预测的那样，在松绑防疫措施后迎来物价上涨，反而正经历一段罕见的物价下跌期。这与美国和其他主要经济体重新开放后，通货膨胀飙升形成鲜明对比。中国的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自去年10月以来连续十个月下滑，消费者价格指数6月份降至零。

很多人都在问，中国经济怎么了？这到底是短暂的周期性波动，还是长期的结构性衰退？

观察中国的经济学者、境外媒体这几个月来抛出各种概念，尝试解释中国经济眼前的不寻常。一种说法是，中国正在走向通货紧缩，中国经济可能趋向“日本化”；《经济学人》杂志5月则在一篇报道中抛出另一种解读，中国崛起见顶了。

无论是“中国经济日本化”，还是“中国崛起封顶论”，都折射了对中国经济前景的悲观情绪，而北京近来对这些“看空”中国的观点也格外警惕。有中国官方背景的智库、学者一一出来反驳，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5月甚至还专门发报告，驳斥“中国崛起封顶论”，抨击这是20余年来“中国崩溃论”在新形势下的翻版。

在中国国内，北京也开始收紧讨论中国经济风险的言论空间。在洪灏、吴晓波等“网红”经济师被禁言后，英国《金融时报》上星期天（8月8日）报道，中国官方正向经济学者、券商分析师施压，要求他们避免对中国经济的负面趋势发表评论。被划入“禁区”的话题包括资本外流、物价下滑、通货紧缩、需求疲软、房地产行业不景气等等。

一些智库和券商分析师也表示，他们现在面对要正面解读经济新闻、增加公众信心的压力。一名为中国央行提供咨询的受访者表示，官方希望他们“从积极的角度解读坏消息”。

报道称，这种压力促使许多经济师在研究报告和与投资者的电话会议中，避免谈论敏感话题或开始用“通胀疲软（subdued inflation）”等更加委婉的说法。

在中国舆论环境中，越是敏感的话题，越不能随意评论。私底下很多人热衷讨论的政治课题，在公开场合和平台是最没有讨论空间的；这些年舆论环境收窄，中国国内的学者、时政评论人进一步自我审查、对政治话题避之不及。过去自由度相对较大的经济评论，如今也成了禁忌，凸显经济问题在当下中国的敏感性，以及官方正出手预防负面的舆论冲击信心、引发骨牌效应。

低迷的中国经济目前最欠缺的的确是信心，但信心来自哪里？是报喜不报忧的经济新闻，是粉饰后的分析评论，还是在经济系统中，每一个个体对收入、就业、物价、销量这些实实在在指标的具体感知？诚然，恐慌情绪会相互影响和传导，若不纾缓可能会扩大蔓延；夸大的过度炒作也需要管控，但很多问题和风险，避而不谈不表示民众看不到感受不到，反而会让他们更恐慌。眼下中国经济需要注入信心、恢复活力，而一个越收越紧的环境，与这样的目标只会背道而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