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被打”的记者还好吗？

湖北日报集团旗下极目新闻一名李姓记者星期二（5月30日）前往贵州毕节采访时，被当地警方殴打，引发多家媒体发声，也唤起人们对记者工作环境的担忧。

这名被打的记者当天跨省去采访当地两名教师疑因水电站放水而溺亡的事故，却在前往事发地路上被一辆面包车拦截，车上下来三人将其殴打。

事件经过两天发酵后，当地官方在舆论压力下于星期四（6月1日）发布通报公布，三名肇事者分别是当地织金县公安局马场派出所副所长以及两名警务辅助人员，三人最后分别被处行政拘留20日、15日，免职与解雇。马场镇党委副书记也被免职惩处。

中国多家官媒和地方媒体相继发评论文章谴责毕节警方，要求还记者公道。中新社“国是直通车”星期三发表评论文章称，殴打记者是对舆论监督的公然挑衅。成都传媒集团旗下红星新闻同天评论称，记者采访遭殴打是对公众知情权的粗暴侵犯。《北京日报》星期四指出，殴打记者伤害了法治精神。

中国官媒《环球时报》前总编辑胡锡进在毕节通报发布后发文说，“情况令人震动”，他并强调，保护记者采访自由与人身安全是现代文明社会的基础要件之一。

不过，在舆情不断升温中，涉事方极目新闻却一直没有正面发声，让人们不禁想问“是不敢、不想，还是不能？”

中国记者境遇变化

在舆论一面倒的谴责声中，有公号文章从另一个角度指出，“终于有记者被打了可喜可贺”，因为和沦为“报喜不报忧的吹鼓手和宣传员”相比，这名记者被打，说明其功能未完全丧失，还“值得被打”。

好些年前，记者被打的新闻的确频频见诸报端。2011年河南商报记者采访信访局遭殴打；2014年央视记者采访建隧道遇滑坡被围殴至脑震荡；2015年广州南都记者暗访证实深圳警界多名官员酒楼吃娃娃鱼遭殴打；同年武汉楚天都市报记者在当地工商局采访遭殴打；2016年哈尔滨广播电视台女记者被当地一派出所所长殴打……

尽管这些殴打事件反映出记者这一职业在中国的高危性，但另一方面也反映出，作为新闻行业的标杆性角色、专门揭发弊案的调查记者彼时在中国仍然相当活跃。

事实上，中国调查记者曾拥有过热血的春天。2003年，《南方都市报》以一篇讲述湖北青年孙志刚因没有“暂住证”最终被送至收容站后遭毒打致死的报道，揭开了中国调查报道的黄金时代。不仅是报道该事件的记者陈峰同年入选中央电视台首届“中国记者风云榜”，更重要的是，报道促使政府最终废止了收容遣送制度。

据了解，当年的行业先锋、风头正劲的南都每天发行量达141万份以上，仅2003年上半年的广告收入就有5.1亿元（人民币，下同，9700万新元）。

香港《端传媒》引述一名曾在南都深度新闻部工作的记者称，在广州人均月薪仅为2585元的2004年，他以应届生身份入职就能拿到8000到1万多元。 

中国调查报道随后迎来全盛时期，代表作如2005年《河南商报》记者范友峰的《一案两凶，谁是真凶》，重启尘封十多年的聂树斌案；2008年，上海《东方早报》记者简光洲发表《甘肃十四名婴儿疑喝三鹿奶粉致肾病》的文章，让这起特大食品安全事故的首次曝光；2010年《中国经济时报》记者王克勤发表《山西疫苗乱象调查》，揭露了当地的大批疫苗中毒及致死案例。

然而，随着时代变迁行业转型，以及政治环境的变化，中国调查报道的话题范围不断被收缩，记者的活动空间也大幅压缩。

根据广州中山大学2017年底发布的《新媒体环境下调查记者行业生态变化报告》，当时中国在册调查记者仅剩175人。行业人才流失状况严重，与六年前相比，传统媒体的调查记者从业人数不足2011年的一半。

这份报告指出，传统媒体发行下降、盈利亏损、人才流失是调查记者陷入生存困境的原因之一。

新媒体互联网行业兴起，大量资本涌向风口，导致传统媒体在薪金上无法与互联网产业竞争，人才自然外流。据不完全统计，中国一线城市新媒体运营岗平均起薪为8000元左右，传统媒体一般不到5000元，而后者涨幅和涨速也完全不及前者。

另一方面，报告也隐晦指出，“舆论环境变化和新时期宣传报道力度的增强”，导致主管部门及各级政府加强了媒体的行政控制，而相对独立的商业网站又被定性为“不具原创新闻采访权”。

在舆论监管大幅收紧下，话题广度和深度受到很大限制。一则调查报道往往得打通多个关卡、突破层层封锁才有机会出炉。在普遍采用按件计酬的中国媒体环境下，记者写好了稿却不能发，这又直接影响了记者的收入。

中国新闻行业走向下坡路？ 

在不断收紧的舆论环境中，不只深度调查、揭弊的报道愈来愈少，中国媒体中呈现的话题与社会面向纷繁度也大不如前，精彩程度跟着褪色。

比如，像2015年“东方之星”客轮倾覆致442人死亡这样的重大灾难事故，中国各家媒体也只能统一采用新华社通稿，在一片“逝者安息”声中将新闻匆匆了结。

传统媒体深度报道的减少加速了读者的流失，加上新媒体不断崛起，据2020报纸融合传播指数报告显示，包括新京报、北京青年报、广州日报、羊城晚报等在内的各级报纸日发行量均值仅为38.4万份，不及鼎盛时期南都的一个零头。

发行量和广告量下跌，迫使许多媒体集团转型整合，旗下纸媒相继宣布停刊。2017年《京华时报》和《东方早报》停刊；2018年《北京娱乐信报》《球迷报》《湘潭晚报》等停刊；2019年《北京晨报》《京郊日报》《黑龙江晨报》等停刊转型。

不过，在中国媒体的哀鸿遍野中，依然有少数媒体投入资本和人力坚持做深度调查报道，并在业内积累了稳定的声誉，发挥业内标杆作用。

在2020年疫情暴发初期，大量优秀的中国媒体继续派人奋勇奔赴武汉疫区的采访最前线，采访了疫下的人间悲喜剧，传达了病患、医院、志愿者的声音，也包括“吹哨人”李文亮、“发哨人”艾芬的故事。

从三年前中国媒体与媒体人在疫情中的出色表现，到最近还有记者为了采访被殴打，说明虽然环境并不友善，甚至恶劣而且日益困难，但在偌大的中国，总还有新闻从业者在坚守着岗位。他们记录了真实又生动的“中国故事”，希望他们不会在被打时，才被记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