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河南村镇银行事件警示
早点
京腔新韵
“赋红码”闹剧刚过去仅一个月，中国河南村镇银行取款难事件，又引爆新一波舆情。
本月10日，上千名来自中国各地的存户聚集在中国银行郑州支行外，拉起“反对权力任性”、“没有存款，就没有人权”等横幅，为自己讨公道；维权者还高喊口号，要求中国高层“查河南”。
当地政府派出大量警力到现场，一些身着白衣的不明身份人员试图强行驱散维权者，现场爆发激烈的冲突。视频显示，一些维权的民众在混乱中被拖拽、推搡，甚至遭到拳打脚踢。
一名苦主星期一（7月11日）把这些视频发到我的邮箱中，电邮里写道：“现在回看都掉眼泪，真的是投诉无门。真心希望事件最后能得到公正合理合法的解决。”
冲突发生后，中国官媒一如既往噤声，互联网上相关的词条也被快速删除。电话联络写电邮给我的苦主，他感慨，“赋红码”闹剧发生后，河南官方不仅没有拿出解决方案，还在千方百计阻挠合理的维权，让他越来越没有信心。
矛盾进一步激化，相关部门总算在压力下采取行动。当晚，河南许昌市警方通报查案进展，强调侦办工作正有序推进；河南金融监管部门也出面称，将在近期公布处置方案。一天后，河南银保监局、河南省地方金融监管局宣布，对四家河南村镇银行客户分类分批开展先行垫付。
虽然首批垫付方案只面向5万元以下的存户，但在取款难事件发生近三个月后，焦头烂额的苦主们至少看到了解决问题的希望。
中国村镇银行数量不少，据银保监会数据，截至2021年末，各地有1600多家这类机构，在银行业金融机构中占36％左右。这些处在金融系统末梢的小型金融机构，如果监管薄弱、审核不规范，很容易发生金融风险。这几年，原本为“三农”（农业、农村、农民）服务的村镇银行，也通过互联网平台把触角伸到全国各地，一旦发生“爆雷”，波及的范围恐怕绝不限于村镇和小城市。
综合不同的媒体报道，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涉及的金额大约300亿元（人民币，下同，62亿新元）至400亿元。受影响的苦主来自全国各地，人数达40万，当中不少人存了自己的全部身家。有舆论也担忧，河南村镇银行的问题可能只是冰山一角。
这起事件背后，有很多问题待解答。河南村镇银行的存户，无法取款的根本原因是什么？实际控制这几家银行的企业和犯罪团伙是什么来头，为何能明目张胆地打着储蓄的旗号诈骗？当地监管部门是否负起了监管责任，有没有失职？这当中是否存在政商之间不正当的利益输送？
存户的维权行动，三番五次遭到阻挠，仅仅是因为个别地方官员出于维稳而采取的行动？这些官员要维护的是社会稳定，还是自己的乌纱帽，又或者是与他们有利益关系的犯罪分子？
这起事件的吊诡之处也在于，官方竭力维稳，希望平息风波，事情反而越闹越大，让社会更不稳定。
先是上个月，前往郑州维权的存户被毫无预警地“赋红码”，成为恶性舆论事件。疫情之下，人们对层层加码的防疫已经十分痛恨，防疫工具还被为所欲为的权力滥用，成为限制人们自由流动的维稳工具，难怪舆论会怒火中烧。匪夷所思的“赋红码”，已经让当地政府的形象蒙受一次损伤，但取款难的问题依然没有解决，存户在时隔一个月后再次成为维稳对象。
中共二十大召开在即，维稳是各地政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之一，河南村镇银行存户的维权行动，直接触碰了地方官员的敏感神经。然而，无论是滥用“红码”，还是暴力驱散维权者，最后的结果只是进一步激化矛盾，与维稳的目标背道而驰。
有中国舆论提醒，如果这起事件处理不慎，利益受损存户与村镇银行和涉嫌违法犯罪者的矛盾，可能会转化为与政府和执政党的矛盾。
在稳定高于一切的治理思维下，中国官方一向对社会维权、群众上访高度敏感，人员聚集的大规模群体性维权活动，被视作是对社会稳定和政治稳定的挑战。官方多年来也投入大量资源，设法减少维权和上访事件。河南村镇银行事件显示，如果不实实在在地从根源解决矛盾，回应民众的诉求，而只诉诸于粗糙和高压手段，甚至采取违法违规的做法，把提出合理诉求的民众当成防范对象，维稳反倒可能成为“不稳”的因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