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为人民服务的上海团长
一直不温不火的社区团购,在上海当下这波“抢菜潮”中重新焕发生机。当上海政府疲于应对末端配送压力时,民间靠自己的力量保障着“最后100米”的运送难题。
市民队伍中站出来的团长,承担了政府、物业管理、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该做的工作,有网民因此戏言,上海团长才是真正为人民服务的人。
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
在疫情防控下,许多找不到物资的上海市民开始卑微地求加群,找人、找渠道、找物资。在各种社交平台上都能看到上海人的求加团购群信息,有些市民甚至加入了二十几个团购群购买物资。
在各种群聊中负责整合社区民众需求的人就是团长。有网民评论说,现在上海人每天醒来不是团购就是找团长。更有网民说,“上海靠什么活着?团长!”还有网民说:“上海人的抗疫靠的不是街道,居委,靠的是团长!”
在“上海人有多爱自己的团长”的微博话题下,上海市民毫不吝啬地诉说着对团长的赞赏和依赖。有人建议拍一部电影《上海团长》,也有人表示,非常希望团长们去考公,这样的组织力和执行力可不就是书上写的“为人民服务”的样子么?
值得注意的是,这些备受百姓们称赞的团长,正是来自群众队伍本身。
在“买菜难”的背景下,上海小区居民过去组建的微信群热闹起来,有关各种生活物资和配送物资的货车等消息,被邻居们积极转发进群。那些确实能携带有效资源、帮大家订到菜的人,在群里自然地做起了“团长”。
“团长”的养成
中国人对于社区团购并不陌生,疫情前这种消费模式一直处于不温不火的状态,甚至有些公司已宣布破产。比如,总融资逾12亿美元(16.38亿新元)的十荟团在3月份把全中国的所有业务关停。生鲜电商同程生活和呆萝卜也在去年相继破产。
这波疫情带来的封锁,却再次为社区团购注入新的活力,但是跟过去非常不同的是,这次的主力军并不是社区团购的平台,而是商家、社区、业务自发组织,并主动对接。
现在许多商家在微博等渠道发布团购信息,社区的团长们便是根据这些信息发起团购。由于小区居民的需求五花八门,有人想要蔬菜,有人想要肉,有人想要面包,有人想要生活用品。先开哪个团,哪个团有可行性,团长们得做一份详尽的民意调查。
此外,团长还被迫掌握多种技能:发起接龙、制作表格、汇总统计、提供翻译。由于不少商品价格费用时时在变化,商家缺货了,调价了,团长都得和小区居民再通知一遍,耗时又耗力。
能对外代表居民发出统一的声音,是团长的重要职责。因为货只能送至小区门口,团长需要有能力协调物业、居委会和志愿者帮忙做消杀和分发的工作。有些老小区没有物业,团长需要在群内组织调动邻居负责“接团”和帮助完成各楼栋内的分发到户。这不仅考验团长的组织能力,很多时候还要靠团长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说服力。
一名优秀的团长还需要拿到食物和车辆等资源,他们要么自己有现成的物资资源,要么有精力开拓新资源,同时还要有能力鉴别资源,确保大家不受骗。
由此可见,团长是联系居委、居民和物资间的纽带,是个非常劳心劳力的活儿。仅就供应商来说,想要货源,可能既要联系政府名单上的,也要联系附近菜场的商贩,还有电商平台的团购等。
一名叫李新宇的上海团长在自述中,就生动地描绘了成为团长路上的磕磕绊绊。他是一名房产销售员,疫情期间工作几乎停滞。居住的小区封控至今已有23天,5000多户居民的生活物资主要靠居委会发放和社区团购。
由于物资非常紧张,他决定自己建一个蔬菜大米群。当上团长后,李新宇遇到了供应商“放鸽子”和业主们日常的信息轰炸。但是,他也在商家发货质量参差不齐时,遇到了主动帮他解围的居民。李新宇还分享了把油盐酱醋借给他、热心帮他找猫粮的邻里间暖心小事。
值得一提的是,物资的短缺,是严厉的管控措施的副作用,同时显示出上海对持续封城的准备不足。而成为团长,更多的是上海市民在基本物资短缺之下的被迫之举。
团长们在封控期间揽下的活,其实应该是小区物业、居民委员会和街道办事处等机构、部门应该承担的。但是现下,如果居民们不站出来自己联系供应商和配送服务,很可能面临断粮的境遇。
现在越来越多的中国城市由于疫情防控需要,要求卡车司机每天都要做测试,否则就不能从事跨地区的运输工作,而那些在感染高风险地区的司机则被强制隔离,这些做法造成卡车司机的严重短缺,工厂所需要的零部件无法送达,货物也无法及时从工厂运往港口码头。
在市内,许多外卖送餐员被封控在家中,或者因为担心感染而选择不工作,因此食品即使运进上海,配送分发的人员也减少了。
虽然团长可以舒缓一部分“最后100米”的配送问题,却无法在根本上解决物资短缺、价格上涨的问题。超市关闭、普通商家无法获得售卖资格、货车出高速需要绿码加通行证等种种问题都需要得到解决。
上海有2500万市民被封控,接受每日的上门食品配送,这种有些“计划经济”的模式,或许根本不适配这个中国经济最发达的城市,因此在维持大规模防控的同时还要保证市民的物资供应,可能本就是一件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李新宇的经历是一个缩影,在疫情管控下,都市生活中淡漠的邻里关系似乎重新热络起来。团长和小区居民的关系,也提供了上海小区的自治样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