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应对本轮疫情 上海做错了什么？
早点
京腔新韵
中国经济中心上海从半封城到进入全域静态管理已超过一个星期，当地疫情仍在急速恶化。
上海前天新增本土确诊病例268例、无症状感染者1万3086例。3月以来，上海这波疫情已累计报告阳性感染者超过7万3000例。
这是武汉疫情平息后，中国抗疫面对的最大挑战。各地紧急驰援上海、解放军出动支援，两年多前在武汉上演的一幕幕在上海重演，而此次上海疫情的严峻程度，可能不亚于当时的武汉。
破防后的上海乱象纷呈，惹得民怨四起，封控区物资短缺、非冠病的急诊病患和慢性病患求医无门、年幼儿童与父母亲子分离，当地政府被推上舆论的风口浪尖。
对上海的指责声不绝于耳，一些舆论认为，上海官方最初频频释放“不封城”信号，后来以黄浦江为界隔江分治，最后进入全域静态管理，为了面子“玩文字游戏”。相较之下，几乎与上海同时暴发疫情的深圳果断采取严厉措施，快速控制住了疫情。
有舆论也认为，上海疫情大暴发前，曾敲响过多轮警钟，入境人员隔离酒店华亭宾馆破口、上海第六人民医院因疫情引发医护冲突，这些看似只是个案，背后其实早已埋下风险的种子。疫情暴发后，上海未及时控制人员离沪，导致疫情外溢到周边省市，也被指“不负责任”。
上海疫情蔓延的势头出乎很多人意料，当地医疗体系的捉襟见肘以及基层的荒腔走板，更让很多人深感意外，毕竟上海是中国财力最雄厚、医疗资源最丰富、基层管理最精细化的城市，而上海此前的防疫工作也做得可圈可点。
应对本轮疫情，上海确实存在失误。官方也承认，对奥密克戎毒株认识不足、对感染者大幅增加的情况准备不充分；一些防控措施执行不到位，封控地区民众生活保障不够周到。
但上海的失守也有一些客观原因。疫情暴发两年多来，处在对外开放前沿的上海在“外防输入”上面对的压力，比中国任何一座城市都大。
据第一财经统计，到今年2月，上海浦东机场的入境航班量已占中国入境航班总量的超过40％。奥密克戎毒株出现后，外防输入的压力骤升，仅在今年首两个月，上海的境外输入病例就达到1243例，相当于上海去年全年境外输入病例的八成。
上海一直设法“精准防控”，发生局部疫情后，不轻易封控或进行大规模核酸检测，尽可能把防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降到最低。动辄封城的防疫最简单粗暴，也能最大程度降低疫情扩散风险，但作为有2500万人口的中国经济重镇，“一刀切”要付出的经济和社会代价，并不是普通城市所能比的。相信也是基于这样的考虑，上海在本轮疫情暴发初期，一直避免采取严厉封控措施，而这个做法被一些舆论归结为过于盲目自大和掉以轻心。
平心而论，上海在平衡“动态清零”，以及最大限度减少防疫对经济社会的影响上所做出的努力有目共睹。这并不是自行探索“共存”，也不该被视为不配合全国节奏任性“抢跑”。外界其实也一直期望，上海能探索出一个能被更多中国城市效仿的平衡模式。若能成功闯出这条路，对中国迈向更可持续的抗疫将发挥积极作用。只不过在奥密克戎的重击下，这轮探索遗憾地以失败告终，但失败不应该否定探索的努力，如果因此放弃探索，不就成了另一种“躺平”？
在疫情猛烈冲击下，现在并不是继续探索的好时机，因为当前上海的防疫已不再是科学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尤其是中共二十大今年下半年召开在即，稳字当头是最优先的政治任务。尽早控制住上海疫情、防止外溢，减少因此引发的民怨和社会不稳定，相信也是高层派国务院副总理孙春兰前往上海的主要原因。孙春兰带着“尚方宝剑”到上海督战，也显示高层对上海此前的防疫工作已不再充分信任，决定强力介入干预。
作为中国政治高地，上海党政“一把手”的仕途向来被看好，而这场疫情肯定也会让当地的主政官员陷入被动。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前，上海在5月8日至12日召开地方党代会；如果按照同样的时间表，距离为二十大铺路的上海地方党代会仅剩下一个月时间，一旦疫情迟迟无法控制，上海领导班子换届的节奏很可能被打乱。
这场疫情是中国防疫探索路上的一次挫折，也是上海主政官员政治路上的一场大考。这道坎能不能迈过去，这场大考能不能过关，未来几个星期将是关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