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小芳：上海内外的两种声音
早点
芳生说
说起来好像挺浪费资源的，我还订了烤鸭，但我实在很想吃。”
上海实施足不出户政策后，一名浦东的居民和我分享她在小区收紧措施前的最后一次外卖经验。她虽然语气轻松，但字里行间透露出一丝愧疚；仿佛在物资紧张、防疫紧绷的情况下，吃烤鸭成为一种难以启齿的奢侈。
上海迅速升温的疫情过去一周来吸引全中国的高度关注。上海每日新增无症状感染者3月24日破千后，几乎每天上升一个千位数，3月30日首次出现小幅下降，从前一天的5656降至5298。但确诊者病例持续高走，29日从前一天的96例倍增至326例，30日进一步增至355例。
疫情态势越加严峻，原本频频释放“不封城”信号的上海市政府，27日开始步步收紧防疫措施。3月26日，上海市疫情防控领导小组专家组成员吴凡刚在疫情记者会上捍卫上海的不封城政策。
她当时说，“如果这个城市停下来，东海上就会多出很多漂在海上的国际货轮，就会影响整个国家的经济和全球的经济”。她因此呼吁，上海市民应有“大局观”。
隔天，市政府不封城政策转弯，宣布展开新一轮“切块式、网格化核酸筛查”的半封城措施，浦东区先从3月28日起封控四天，浦西区接着从今天起封控四天。
29日，市政府进一步要求市民足不出户；30日，上海市委书记李强在上海全市领导干部大会上指明，将采取“全域静态管理”措施，尽早实现社会面清零，引起上海可能走向全面封城的议论；昨晚，上海宣布浦东部分原定今天清晨5时解封的地区，将继续封锁。
吴凡的“大局观论”原本用于论证不封城策略，但在半封城的状态下，看起来也很适用。对上海市民而言，在封城期间得适应各种生活上的不便，才是对他们大局观真正的考验。
上海宣布半封城后出现各种乱象，不少市民的生活近乎陷入停摆。浦东和浦西都出现物资短缺、超市扎堆、食品涨价，也有网民投诉一些小区人手不足，小区里的物资包延迟配送。
暂时的物资短缺或许还能忍，但医疗资源短缺、医疗服务陷入混乱的情况，挑战了上海居民的忍耐极限。
网上流传多个上海市民寻求医疗援助的贴文，一位名为黄卫国的尿毒症患者，昨天在微博贴出身份证和手机号码称，他在冠病确诊后已经错过四次血透，目前全身浮肿不能小便。
他写道：“求求上海政府部门抓紧时间让我血透，救救我一命吧，我不能死，我上有老下有小，我要活下去”。
在经济方面，须要进行实体工作的上海市民，尤其是蓝领工人首当其冲。
上海拥有2500多万人口，约占中国经济总产出的4%，拥有中国最大的港口。据《华尔街日报》报道，封锁措施可能给上海的服务行业造成不成正比的打击，服务业占上海经济产出的约五分之四；出口商也因物流问题，面对被迫停止运营的风险。
随着上海疫情延烧，吴凡的“大局观论”在其他城市泛起了涟漪。不少主张封城的网民认为，尽快全面封城、加速清零，不要让中国其他地区面对疫情传播的风险，才是真正的“大局观”。
这样的舆情沸腾到了高点。本周和一名学者通话时，他的妻子在电话另一头听到我们在谈论上海疫情，立马抢过了话筒把上海批评了一顿。她认为，上海肩负全国的政治和经济责任，在疫情大规模暴发前，早就应该封城。
在上海，一些市民已感受到全国舆论对上海施加的压力，并认为自己为全国的战疫付出了不平等的代价。他们的生活、生计，甚至基本的医疗保障都因封控措施而受到严重干扰，因此呼吁市政府松绑政策。
中国疫情拖了超过两年，支持“与冠病共存”和“清零”的两派舆论阵营分歧不断拉大，两派各有道理。
在全球开放的背景下，中国必须学习与病毒共存才能更好地融入疫后的世界，已经成为不争的事实。问题是，中国是否已做好防疫转型的准备？什么时候才是最恰当的转型时机？资源和抗疫能力参差不齐的各个地区要如何协调？哪些群体会在过程中付出较大的代价？两极化的舆情该如何平衡与安抚？
在疫情暴发前，上海一直被视为防疫和基层治理的标杆，即便是这样的“优等生”在探索新防疫模式的道路上也跌跌撞撞，中国下来整体的转型之路料将举步维艰。在这条防疫的路上，或许不论上海内外都必须更有“大局观”，相互理解和同理才能缩小分歧，为全国找到共同前进的步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