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源出书接受采访 再谈徐才厚谷俊山幕下(2)

“政事儿”：你如何评价刘少奇在军事上的历史功绩？

刘源：刘少奇在安源搞工运的故事，很多人很熟悉，工人代表一身是胆。我刚才已经讲过了，工农革命军、工农红军的“工”，当时体现的是谁呢？主力就是安源工人。这同刘少奇多年的工作基础和教育成果，有重要、直接关联。中国共产党武装工农最早的实践，被公认开始于安源，这为人民军队的建立和发展，作出了极为可贵的、能成长连续的积极探索。这之后几十年间，刘少奇与国防、军事、军队的关系日益密切，为人民军队的创建和壮大，根据地的创立和扩大，做出了极其突出的贡献。

比如红军长征前，由福建省委组织指挥的汀州保卫战、松毛岭战役，英勇卓绝，不过史著很少有记载，刘少奇当时担任省委书记，临战时，受命任红九军团中央代表，直接领导、参与战役指挥。关于白区的正确路线，谁能说白区的正确路线与国防、军事、军队无关呢？白区开展的游击战争，平原游击战几乎无人不知，可鲜为人知的是，刘少奇最早提倡并领导了“河北平原的游击战争”。1946年，刘少奇负责指挥“中原突围”，李先念晚年见我时说，“你爸爸指挥我们又打了一场大恶仗啊！惊心动魄啊！”

刘少奇作为一辈老革命家，他的功绩、他的作为不是个人的，他有时候独当一面；有时候是辅佐毛主席。从1943年3月到1954年，刘少奇担任了11年半的中央军委副主席，并主持过中央军委工作。在他任职期间，是人民军队发展壮大、革命战争胜利进程和国防建设突发猛进、成效最为显著的时期，也是中国现代军事和军队在世界上崭露头角、为世界公认的最重要时期。

 

谈写作

书里有我自己的看法，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

“政事儿”：这本书的书名“梦回万里 卫黄保华”，有特殊寓意吗？

刘源：“梦回万里”，这是我的回忆，梦回万里江山，也就是我们的“中国梦”是怎么来的？想当年，老一辈革命家面对亡国灭种、九死一生的艰难困境，也有“中国梦”，要保种，要振兴中华。

今天，我们要怎么走向未来，怎么再次振兴起来呢？“卫黄保华”，从两个名字理解就好了。一个是父亲刘少奇的名字，不满17周岁，他就领头参加“内除国贼、外抗强权”“勿忘国耻”“不当亡国奴”的抗议游行，并给自己改名“刘卫黄”，意为“保卫黄种人”，捍卫炎黄子孙。“保华”是他给我大哥刘允斌起的名字，是保卫中华、保卫民族和国家的意思。“卫黄保华”既是他自己一生追求的目标，也是对后辈的重托。

“政事儿”：为什么邀请宋平写序呢？

刘源：宋老过一百岁了，现在身体很好。今年春节我还去海南见过他。这几年每次见我，宋老都会讲起当时怎么请刘少奇做《论共产党员的修养》讲座的事情。所以我就请他写序。

宋老回忆，当年，刘少奇回到延安，张闻天让宋老接刘少奇到马列学院，因为听众越来越多，刘少奇只好站在操场的一张木桌上，讲了好几天，每天都讲三四个小时，深入浅出鞭辟入里，大家完全被吸引住了，有的甚至忘了记录。宋老记了一大本，课后被不少人借走。

我开始的时候还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站在木桌上，给大家讲《论共产党员的修养》呢，没有板凳吗？宋老说，没有，就是站在木桌上，大家或席地而坐，或搬块石头坐在地上听。

“政事儿”：这本书你写了多久？

刘源：写书大概用了一年多。几年前，有单位要拍电影《刘少奇军事生涯》，我接受采访谈了大致脉络，根据这次采访，后来形成了近4万字的文章，去年8月在《党史博览》上发表了。这一年来我又补充完善，该丰富的丰富，添加了内容和背景材料，出了这本书。这本书大概13万字，“干货”有11万字。

过去出版过《刘少奇军事画传》，党史专家黄峥在20年前写了《刘少奇的军事贡献》，王双梅写了《刘少奇在长征中》，回顾了刘少奇在抗日战争中是怎么开辟华北战场等故事。不过，大家包括专门研究军史的专家，对刘少奇在军事方面的贡献很多都不知道。

“政事儿”：作为子女讲述父亲历史的怀念文章，要注意历史真实与情感表达之间的平衡。你是如何处理这种关系的？

刘源：我是学历史的，我当时的历史老师讲，只求自圆其说。我认为，写历史必须回到当时的环境背景中，尽量帮助今天的人理解历史，用今天的语言来理解。我在叙述中，提纲挈领把一些内容写出来，有各种史料支撑，书里加入了很多注解，也有我自己的看法。我个人的看法，读者可以接受也可以不接受，可以看看有没有道理。

作为子女撰写回顾父辈的文章，我的身份比其他作者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比如我写彭德怀，描述他的臭脾气“高山顶上倒马桶”，一般作者在正文中不好这么写。我写邓小平“巴蜀老汉尝遍天下美味”，讲的是战争年代经过晋冀鲁豫根据地时，刘少奇跟邓小平久别重逢。我在书里写到：“晚年邓小平回忆刘少奇时，还会提起这次会面，炖了干羊肉，‘好久没吃过肉了’，倍儿香。四川人最会吃，能让一位尝遍天下美味的巴蜀老汉回味终生的，那得多香啊？闻香思人，真情实意！”一般作者也不会这样写邓小平。我的身份是从小一辈的角度看老一辈，跟他们可以调侃调侃开开玩笑，所以我还是占了一点便宜的。

 

 谈父子最后的见面

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政事儿”：刘少奇会跟家人讲述他的经历吗？

刘源：不是的。父亲很少跟家人讲述自己的经历，他经常说，“不要从我的过去了解我，要从现在和将来了解我”。他工作起来非常忙，从早忙到晚，我们那时候上学又住校，也就在周六、周日一起吃顿饭。我们跟他打个招呼，有时候他理都不理，有时候也就点点头。我跟他接触最多的就是“文革”开始以后，1967年春天和夏天，是我们父子相处的最后两段日子。

当时他被隔离监禁，外人接触不了，谁都不敢接近他，哨兵只能隔一段距离看着他，工作人员也都在划清界限，谁来照顾他的生活呢？因为我过去当过兵，小时候和大家关系挺好，挺老实，我被特许出入，简单照顾他的生活，端饭、洗碗、打扫卫生，我成为唯一在他身边的亲人。

当时，他特别关心外边的情况，关心社会上的质疑，关心那些大字报都说了什么。我当年只有16岁，懵懂无知，什么也搞不清楚，看完了死记硬背，回来跟他说。他当时也很愿意回答我的询问，对社会上的一些污蔑，他说的比较多一些，澄清了不少问题。但是对于自己的功绩，他从来不说。后来我慢慢看历史，看追忆他的书，就会回想起来，他当时说的哪些话，对应的是哪个阶段的事情。

“政事儿”：他当时跟你澄清的最多的问题是什么？

刘源：让我印象很深的是，他多次讲到党和军队的经费等“物质基础”。至今，很少有这方面的论述，除了查阅共产国际的部分资料。我认为，物质决定精神，存在决定意识，关注和挖掘这一重要方面，或许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当年的许多情况，开辟研究新的领域。

当时有大字报说他戴“金鞋拔子”、“金皮带圈”之类的。他给我说，当时的地下工作就是这样的性质，地下工作总得带经费过去，金子便于携带。而且，在地下工作，身上多少都要装戴点东西，比如遇到敌人盘查，也许给敌人两块银元就能过关了。

“政事儿”：和刘少奇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他说了什么？

刘源：最后一次见面在八五批斗会之后，1967年9月份。八五批斗会的时候，对我父亲已经是严加看管了，我都不能靠近他身边了，就在他旁边的一个屋子，帮他刷个碗、洗洗被子、洗洗袜子。

当时，有一个战士做完了菜，端到小餐厅。他吃完饭，我在餐厅外一个小池子里给他洗毛巾，准备去刷碗。他突然走过来问，“你妈妈在哪儿？”当时不允许我跟他说话，所以我特别紧张，小声说，“妈妈就在你后边的房间”，“他们不许我给你说话”。他还想再问，但没有问，站了大概2分钟，扭身就走了。这就是我们父子的最后一面。我非常后悔，对不起他，那时候即便我就大胆地跟他说话，他们又能拿我怎么样呢？

所以我很想说，“文化大革命”我们这代人亲自经历过，千万千万不能再有这种事了，今天一定要汲取教训，不能再犯这种错误，一块石头不能绊倒两次。最近，彭真的儿子傅洋给我打电话，兴奋得要命。这本书他看了两天，他也认为，不能再犯“文革”的错误。

“政事儿”：你什么时候知道刘少奇离世的消息？

刘源：我知道的时候已经是1972年了，他离世3年以后。当时我还在山西朔州山阴县白坊村插队，回北京的时候隐隐约约听说了消息，但是不敢确认。第一个跟我说这个消息的是万里的儿子万伯翱，他当时在郑州总参炮兵学院当兵，告诉我，我父亲可能已经在开封离世了。但那时谁也不敢相信，人为什么会到开封去了呢？

1971年林彪事件后，引发全民性的震惊和反思。当年高喊打倒的那些人，可能并不是那么回事儿了。大家找不到刘少奇的一句话是反对毛主席的。从那个时候开始，环境相对宽松了一些，一些家庭可以探望被打倒的人。可是我们家的申请，没人敢批准。

1972年7月份，我们就给毛主席写了一封信，毛主席批示：“父亲已死，看看母亲。”当天，专案组就来了一男一女两个人，说毛主席批示了，你们可以看看你们的母亲，父亲已死。这一天，专案组这两个人也来到监狱，通知了我母亲，说“刘少奇已死，1969年11月12号，死在开封”。我们问他们，人为什么会死在开封？他们又不吭气了。大约是1972年8月，我们去监狱看了母亲，那时候父亲已经去世3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