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际特稿：教师被恶意投诉不堪压力轻生 家长孩子怪兽侵袭韩国校园
今年7月，疑因遭学生家长恶意投诉，首尔一名小学女教师不堪重压在校内自杀，震惊韩国社会。接下来的三个月里，另六名教师接连轻生，引起韩国社会对教师处境的高度关注。
母亲也执教鞭的朴姓女子（24岁），小时候的志愿就是当一名好老师。首尔教育大学毕业后，她于去年3月被分配到首尔瑞二小学教书。这所小学位于韩国著名的富人区—首尔瑞草区，因靠近法院和中央监察院等法律机关，许多家长从事法律相关工作。但也因为这样，这里成了教师们“想要躲开的学区”之一。
朴老师负责的一年级班，有数名问题学生，经常都有家长找她投诉，让她倍感压力。今年7月，班上一名女学生恶作剧，导致同学额头被铅笔划伤后，双方家长都不停地轰炸投诉她，甚至一天打十几通电话训斥她不配当老师。朴老师最终在教室旁的储藏室轻生。
韩国警方始终没有公布老师的姓名，媒体事后也只探知她姓朴。
首尔市教师工会事后公开朴老师的日记，里面写道：“周一上班后，繁忙的工作再加上学生的大吵大闹，我只感到一切都失控了，我想放下了。我被工作压得喘不过气，好想放弃。吃饭时我手颤抖着，快哭出来了。”
朴老师家属的代表律师文有贞接受韩媒访问时说：“人们能承受的压力是有限的，如果说每件事情的压力是1，积累后变成了10……如果是私人问题或有忧郁症，相信她不会选择在校内自杀。”
不过，警方经过三个月的调查，10月10日召开记者会称，至今未发现家长犯罪的证据。
据韩国网媒Ohmynews报道，恶作剧女学生的父母分别是警察和检查院内的调查官。这引起人们的臆测。全国教师工会随后召开记者会，质疑警方没有查明真相就匆忙下结论，“想把瑞二小学教师事件处理成私人问题”。
根据统计：10年144教师自杀
然而，这一悲剧只不过是韩国教师遭霸凌现象的冰山一角。据韩国教育部统计，从2014年至2023年8月，韩国有144名公立学校教师自杀。其中，超过一半是小学教师（78名）、初中教师27名、高中教师39名。按年龄段来看，20岁至39岁的自杀教师达60人，占41.7%。
不满官方至今没有具体行动，韩国教师群起走上街头。10月28日，约20万名教师身着黑衣，如同一片乌云在首尔国会附近集会。自从朴老师7月逝世后，教师们几乎每两周上街示威，这已经是第11场。
一名小学教师当天站在发言台上说：“我曾被家长举报‘虐待儿童’，理由是我告诉学生‘上课带课本’‘上课时不准开手机’。家长如果对班主任不满，打一通电话就可以举报孩子被教师虐待。我们因为不想和家长发生矛盾，开始放弃了对学生的生活指导。”
已执教三年的小学老师郑媛熙（32岁）已经是第四次参加示威。虽然她不曾被家长恶意刁难，但同事的遭遇，让她决定站出来，与同行一起呼吁政府修改法律保护教师。
她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透露，近期学校有一名家长怀疑老师对孩子不公平，就让孩子带录音机上学。这名老师在知道自己被录音后，难以专心上课，开始感到喘不过气，但校方最后还是没有办法采取任何行动。
郑媛熙说：“目前独生子女很普遍，家里的小皇帝和小公主愈发受到家长的保护。家长的性格改变不了，所以需要能保护教师的法律制度。”
家长滥用法律诬告虐待 教师吁修例保护教育权
为保护儿童福利和防止儿童被虐的法律遭家长滥用，成了霸凌老师的利器。韩国教师强烈要求政府检讨条例，在保护儿童人权和教师教育权之间取得平衡。
上街示威的教师们明确提出四项要求，即修改《儿童虐待法》和《儿童福利法》第17条第5项；查明教师自杀事件真相；自杀教师应当认定为“因工死亡”；“学校霸凌”相关事件，全面移交教育部处理。
韩国《儿童虐待法》规定，任何人知道虐待儿童行为或怀疑有虐待儿童行为时，可以向地方行政单位和调查机关举报。《儿童福利法》第17条第5项则禁止“危害儿童精神健康及发展的情绪虐待行为”。
可是部分家长把教师的合法管教视为“虐待”，恶意投诉。 一旦教师被指控虐童，便会被停职，直到事件查明。韩国教师因此人人自危，面对家长和学生时时刻小心谨慎，对教室里的乱象则是无法，也不敢干预和管教。
韩国教员团体总联合会认为，法律条款对“情绪虐待”的定义含糊不清，以致家长可轻易诬告教师，妨碍教师履行责任管理课堂和适当管教学生。
学者在分析韩国保健福利部和儿童保障院的数据后发现，2021年遭家长举报虐待儿童的1229名幼稚园和初高中教师里，最终被起诉的只有1.6%，即20人。
调查：多达99.2%教师称教育教学权曾被侵犯
韩国小学教师工会今年7月对2390名小学教师进行问卷调查，结果有多达99.2%的教师反映自己的“教育教学权曾被侵犯”。其中，遭家长恶性投诉的案例最多，占49%。其次为学生对正当的生活指导不回应、无视、反抗（44.3%）以及学生的恶言和暴行（34.6%）。
执教15年的安永柱（40岁）是首尔西大门一所公立小学的老师。她很庆幸自己不曾和学生家长发生矛盾，但她受访时透露，学校一名老师和学生一起参加活动时，给学生揉肩膀，后来被家长举报虐待。经过长达一年的调查，这名老师沉冤得雪，但得了抑郁症。
安永柱申诉：“如果教师带学生到户外活动，发生任何意外，教师得要负所有责任。如果家长投诉孩子被教师精神虐待，这也得教师自己想办法解决，不会获校方保护。看到这种情况，我对这份工作真的失去了信心。”
怕被投诉改卷不打叉 不敢参与调查霸凌案
在京畿道执教25年的小学老师李荣娥（49岁）10月21日也在教师联合记者会上大吐苦水。她透露：“我们怕家长投诉孩子遭到‘精神上的虐待’，改考卷时都不敢打叉，改而打星星，分数也不写。这就是当前老师们的处境。要修改法律，不应该让家长滥用《儿童福利法》，以‘虐待儿童’为借口恶意投诉。”
曾承接教师被投诉案的律师全铉珉强调：“要求修改《儿童福利法》并不是要赋予教师特权。《儿童虐待法》不应适用于教育活动相关、教师与学生之间的法律纠纷。”
除了修法，韩国教师也主张由教育部直接处理校园霸凌相关案件。
韩国全国教师联谊会28日发声明解释：“虽然教育厅负责处理校园霸凌事件，但调查过程中，教师们不得不介入。但校园霸凌的资料，可能会记在学生档案上，如果教师在调查过程中说了让家长不高兴的话，家长也会立刻举报教师虐待儿童或情绪虐待。”
淑明女子大学教育系名誉教授宋基昌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过去部分教师体罚学生引起社会公愤，于是政府制定了对策，但却束缚了教师的手脚，侵害了教师的教育权。
“教育权和学生人权应该取得平衡。当前的政策偏向加强学生人权，看不出有保护教师的权利，这是问题所在。”
宋基昌建议政府完善法律，保护教师。目前，教师被家长投诉引发的法律纠纷，教师得自己承担聘请律师应诉的费用。但宋基昌认为，如果涉及侵犯教师合法教育权，校方应该提供支援。
疫情影响团体生活 学生变得更难管教
三年冠病疫情，彻底改变了人们工作和学习的模式，也颠覆了老师、学生和家长之间的沟通方式。这加剧了老师们的压力，在他们看来，学生也变的更难管。
有15万名会员的“IndiSchool”小学教师交流平台上，时有教师哭诉被家长举报的贴文，今年尤其频繁。李荣娥认为这和冠病疫情期间的居家学习有关。
她说：“在本该和学生交流的年龄，居家学习阻断了同学间的互动……低年级是小学生行为习惯、情感价值观形成的关键时期，他们应该在学校学习团体生活的规则，但因为疫情没有机会学到，这让教师的教学压力更重。”
光州教育大学前校长朴南基也反映，疫情期间，为了应对紧急情况，教师通过个人手机和聊天工具等与家长直接沟通。教书之外，需要处理的工作也大幅增加。疫情后，这样的情况也没有好转。
家长：学校应采取措施保护老师
受访家长对教师的处境感到同情，但也指出，学校和老师可以自行做出调整，保护自己。
儿子已上小学六年级的姜良承（49岁，家庭主妇）就坚决认为，教师不应该给家长手机号码，免得被骚扰。她说，以前老师拥有绝对的权威，不可能出现家长和老师冲突的事情。“几年前我老二读小学的时候，情况也没有这么严重。一些家长太没耐心了。教师可不是神。”
孩子在瑞草区一带上学的卢贤实（47岁，家庭主妇）对朴老师之死感到震惊，并质疑学校为什么安排刚开始教书的年轻教师担任一年级班主任。“低年级家长通常对教师的要求很多……假设让有经验的老师当了班主任，可能事情不至于这么糟。”
卢贤实也建议学校为较大的班级安排一名助教，以减轻班主任的工作压力，也让学生有更多时间和老师交流。
专家吁加强宣导 把“怪兽家长”变“健康家长”
随着人民学历普遍更高，“怪兽家长”也随之出现。
首尔教育大学教授金奉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传统上，韩国文化很重视尊师重道，但随着国家经济快速发展，很多父母接受了高等教育，这一切开始改变。
金奉济说：“高学历家长认为是他们缴税，支付了教师的工资。他们认为教师应该是服务者，而非引导者。只要教师的行为或教学方式不符合家长的期望，就可能遭举报。这种举报行为不仅让教师哭笑不得，最终更会害了学生。”
首尔明知医院健康医疗科教授金铉洙在最近出版的《怪兽家长的诞生》中就指出，这种“怪兽家长”现象也曾在香港和日本出现。
据他分析，在低生育率、竞争激烈的环境里，家长不再视学校为“共同体社会”，而只是希望学校以自己的孩子为中心进行教学。因为这种心态，家长开始刁难教师，最终导致学校的共同体瓦解。
金铉洙建议韩国参考日本的例子，开展“健康家长运动”。日本社会认为，有效控制“怪兽家长”的方法在于有其他“健康家长”，这比法律制度更重要。媒体向社会广泛宣传“怪兽家长”现象，也有助于重新树立社会规范。
不过，日本教育学者、大阪大学名誉教授小野田正利（68岁）并不认为日本成功解决了问题。他告诉《韩国日报》，要化解教师和家长之间的矛盾，关键是家长须明白学校不是万能的，须明确学校的责任，学校不能无限接收家长的投诉。
小野田正利认为，日本在这方面的努力不足。他建议韩国社会借此契机，就哪些是家长的正当要求，哪些是恶性投诉，达成共识。同时，教育厅应该成立由律师、医生、辅导员、社会福利工作者等专家组成的工作组，为教师与学校提供支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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