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中国成“科研超级大国”的喜与忧

英国权威政经媒体《经济学人》在2019年围绕中国的科学发出一个吸睛的质问：专制政体下，科研能蓬勃发展吗？

《经济学人》当时的态度是半信半疑的，评价是“有待证明”。五年后，该刊重返以上问题，并且在上周给出了答案——至少在硬科学方面，专制政体下科研能有出色表现。

《经济学人》还直截了当地回答五年前报道标题中的疑问句：中国会否有朝一日成为科研超级大国 （scientific superpower）？《经济学人》说，答案是肯定的“是”。

在西方媒体普遍对中国持日益严厉批判态度的当下，《经济学人》发表有关中国长篇“正面报道”，网上不少人声称有些意外，但也不得不承认，该刊的确做了不少调查，以证明其结论公正客观、有理有据。

比如说，根据全球专业咨询服务公司科睿唯安（Clarivate）的统计，在2003年，美国产生的高质量科学论文是中国的20倍；2013年这个差距缩小到四倍；到2022年的最新统计，中国产生的高质量科学论文已然超越了美国和整个欧盟。

再根据权威性的莱顿大学排名和自然指数（Nature Index），中国分别有六所和七所学术机构的论文产量，入列全球十大。上海交大、浙大、北大和剑桥、哈佛、苏黎世联邦理工学院的水平旗鼓相当。对此，牛津大学的高等教育教授西蒙·马金森就惊叹，只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清华赫然已跃升为全球第一科技大学。

中国在物理、化学、环境科学、工程领域领先全球，在应用研究上具优势，强项包括钙钛矿太阳能板的研究、海水制氢技术等。《经济学人》还发现，中国学术机构里的量子科学研究团队，规模和西方国家的商业团队不相上下，中国注册的专利比世界任何一个国家还多。

至于中国科研突飞猛进的原因，则不脱资金、人才和设备这三大要件。中国的科研经费自2000年以来增加了16倍，虽然国家整体的科研支出按购买力评比还是低于美国，但是仅以大学和政府机构支出而言，中国已领先美国——这也凸显了中国科研发展“自上而下”的特征。

中国也一直努力建设人才队伍，包括吸引众多“海归”回国，自从2000年以来，回国的科研人员已比出国者多。美国司法部2018年启动“中国行动计划”，企图在美国科研院清除“中国间谍”，结果是把人才逼回中国。在设备上，中国拥有各类型超级计算机，全球最大口径射电望远镜、地下暗物质探测器、世界上最灵敏的超高能宇宙射线探测器、中微子探测器等等。

这些例子众多，不一而足。《经济学人》大篇幅叙述中国的科研成果，实际上是希望提醒西方世界不可再用旧眼光看待中国，提醒说中国生产的电动车与锂电池已不止是便宜，更代表了最先进的科技。

一贯主张全球化、经济自由化的《经济学人》杂志尝试告诉华盛顿的政治精英，用出口限制与制裁等“小院高墙”策略，企图针对中国科研进步是行不通的。美国既高估了自身阻挡中国科学进步的能力，也低估了限制性举措对美国自身科学发展所带来的损害。

不过，《经济学人》报道所隐含的前提，也有更多值得深思之处。首先，“专制政体”何解？中国的政治权力高度集中甚至被垄断，但又并非全无弹性，它是否是“专制政体”，并没有简单的答案。

更重要的是，科研能在专制政体下取得长足发展，实在无须再撰长文论证。1950年代，苏联的太空科技就曾领先美国，它率先发射了人类历史上首颗人造卫星，第一次将人类送上太空，探测器也最先登月，让美国震动与倍感压力。

换言之，当权力能有效运行又不惜浪费时，利用自上而下的国家意志去推动少数几个领域在较短时期内取得显著成效，本来就是举国体制的优势。

中国所面对的更大的问题，不是科研能否蓬勃发展，而是科研成果能否在够短的时间里，带动经济重回繁荣发展的正轨。毕竟科研成果化为经济效益的周期本来就长，当科研主要由政府而非市场力量推动时，情况更是如此。

2022年的中共二十大后，高层就强调高质量发展，科教兴国，推动新旧动能转化，让经济摆脱对房地产等旧引擎的依赖。政府试图强力扭转增长方式，寻求更可持续的增长，用意是着眼长远，但阵痛会持续多久，政府在引导过程中能否始终在对的时间、做出对的决策，许多人内心都没有底。

这也构成中国今天的面貌，在科研和其他新领域气势如虹，但民众对前途仍信心偏弱。中长期而言，中国经济依然大有可为、前景可期，但眼前的低迷期却不知何时才能结束？感觉上像一直在延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