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解放思想大讨论为何引发关注？

中共湖南省委一则关于在全省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的通知，在农历新年假期后引发议论。

解放思想在中国的政治语境中有特殊的意涵。中共在1978年开展真理标准大讨论，并在同年12月的十一届三中全会，抛弃以阶级斗争为纲，转向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确立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指导思想。因为这段历史，湖南的解放思想动员令一公布，就吸引了不少眼球。

中共领导人中国官方过去也多次提到解放思想，单是从去年5月至12月，他就在考察雄安新区、江西和广西时三次强调要解放思想。不过，一个省份系统性地部署工作，开展为期近两个月的解放思想大讨论，是近年来较罕见的。

中国媒体“顶端新闻”引述中共中央党校教授张希贤解读，当下中国各地都需要一场思想解放，“湖南实际上是打响了第一枪”。

但有观察指出，湖南发出这份通知后，央媒没有跟进为此造势，其他省份暂时也没有类似动作；以此判断，这可能只是湖南省的一场活动，而非中央发出的号召。

舆论对湖南解放思想大讨论的关注，很大一部分原因是这四个字承载着成功的历史经验，在中国社会也有相当大的感召力。当中国社会面临一些严峻挑战，又没有明确的方案让人们有信心突破困境时，社会往往会以历史为参照，寄望于一场新的思想解放，能给各种难题带来答案。

眼下的中国正处于这样的境况。在经历三年严格的疫情防控后，中国经济并未在去年解封后迎来各界期待的强劲反弹，各项宏观数据都显示，经济复苏的道路格外艰难。房地产市场不景气、股市低迷、地方债务扩大、消费需求不足、民营企业信心低落等问题，过去半年多一直困扰中国。

复杂的外部环境也加剧中国面对的困局。美国在高科技上围堵中国，通过友岸外包等举措推进脱钩断链；地缘风险下，外商离不开中国的认知被改写，去年外国企业对中国的直接投资增幅，跌至1990年代初以来的最低水平。

中国经济面对的内忧外患，让社会情绪陷入低谷，焦虑、不满、寻求改变的呼声多了起来。这个背景下，湖南突然提出开展解放思想大讨论，制造了一些想象空间。

不过，湖南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提出的目标和任务，都不同于40多年前的那场解放思想。从湖南省委发出的通知看，这次讨论更多是着眼于纠正官员的思想观念偏差，加强干部的作风建设。

文件围绕整顿官场形式主义和官僚主义，提出了“十个扭转”，例如扭转简单以GDP增长论英雄的速度情结，扭转一门心思在数据上“想办法”“造业绩”的造假冲动，扭转不怕群众不满意、就怕领导不注意的“唯上”思维，扭转决策“乱画饼”、落实“翻烧饼”的折腾做法，扭转“为了不出事、宁愿不干事”的“躺平”思想等等。

这些都是中国官场极为普遍又长期存在的顽疾，也亟待通过推动优化制度来解决。但湖南的这场大讨论，更像是借解放思想这个工具，整顿干部队伍、净化官场生态，更简单地说，就是要引导官员做合格的干部。这场讨论的核心并不涉及方向性问题，这与40多年前破除整个社会对毛泽东的个人崇拜、改变中共政治和思想路线的真理标准大讨论不是一回事。

有人猜测，湖南这次喊出“解放思想”的口号得到了高层授权或默许，不排除官方要在当下社会信心低迷之际，通过这样的动作营造适当松动的氛围，化解社会中弥漫的沮丧情绪。

但从这两天中国内外舆论的反应看，湖南的解放思想大讨论引起了关注，却不足以激起太大波澜或共振。这显示各界对湖南的动员令，作出了“此解放思想非彼解放思想”的研判。而这种研判的背后，是对现实的清醒认知：中共党代会、十九大、二十大定下的方向还是必须“统一”的，绝不属于湖南这次号召解放的范畴。

湖南的动员令发出后，互联网上流传一张照片，一面墙上喷上了“在解放思想中统一思想”的白底红字标语，这相信也是湖南动员令的要义。解放思想得破除束缚和枷锁，需要适度宽松的社会和舆论氛围，预设了前提和边界的解放思想并非没意义，但它的功能会集中于改善技术性问题、行政问题、具体方法问题。何况，湖南省委的通知也设定了这次解放思想大讨论的期限：2月上旬启动后，到3月下旬就基本结束。

因此，在当前的环境下，“解放思想”四个字再有感召力，它能发挥的影响力也难以与40多年前相提并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