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婧：大上海堂食谍战剧
早
点
沪声纸述
夜色沉沉，路旁一家酒馆透出昏暗灯光，服务员坐在门口低头刷手机。见有顾客走上前来，服务员抢先开口：“我们不开放堂食。”
顾客压低嗓门：“我姓吴，打电话预约过。”服务员在手机上翻查过后，小声回应：“请跟我来。”一行人进店上楼，眼前豁然开朗：二楼灯火通明，一桌桌觥筹交错，一个个谈笑风生。
这仿佛地下党接头的场景，是如今在上海堂食的真实写照。要在餐馆里吃上一顿饭，需要店家有铤而走险的胆量、暗度陈仓的操作，外加与顾客心照不宣的默契。
上海解封已有三周，堂食仍难如登天。除了市郊的金山、奉贤和崇明这三个区，全市其余区域依然禁止堂食。解封初期部分开放堂食的餐馆，过后也因疫情反弹又被勒令关闭。上海市商务委本周再度告诫酒吧、咖啡馆等场所不得提供堂食，只允许外卖。
然而，且不提火锅、烤肉、烤鱼等食物不适合外卖，外卖食物口感不如堂食，价格往往还更贵。对业者而言，不能堂食代表生意锐减，但店面得继续开张，租金水电煤气费一样不能少交，反而比封城期间亏损更严重。
迫于生存压力，一些餐馆悄悄开放堂食，不仅跟监管机构玩捉迷藏，还要跟顾客玩文字游戏，以防被“钓鱼执法”。有个段子写道，顾客问老板能不能堂食，答曰：不行，堂食只开放给熟人。顾客又问：怎么才能变成熟人？老板说：我们现在就很熟了。
这类令人哭笑不得的堂食段子层出不穷，上海市民还总结出发掘堂食餐馆的经验之谈。首先，这类餐馆不会在市中心大马路旁，因为太过显眼，容易被执法人员发现。相比之下，僻静小巷是堂食餐馆的理想藏身之处。
其次，和商场里的餐馆相比，有独立门面的餐馆受到管制较少，也更容易开放堂食。尤其是那些有户外座位，或是独占上下几层楼的店家，更方便打“擦边球”。不过，要是餐馆就开在居民区楼下，被举报的风险也高——毕竟一旦出现病例，附近居民跟着受牵连，自然有许多双眼睛时刻紧盯。
最后，打听堂食的说法也有讲究。直接问“能不能堂食”，多半会得到否定答案。但可以问老板，打包食物后能不能坐下来休息？有些老板会答：那店里座位就暂借你坐一会。有些老板会让顾客到角落里“休息”，并交代“如果有人进店检查，拎起食物就走”。
一番折腾下来，堂食体验已远不如期待中轻松愉悦。用餐时一边担心会被突击检查，一边祈祷在场人员安然无恙，否则大家都得作为密接被隔离。老板也不再鼓励食客帮餐厅打卡宣传，而是再三叮嘱：“千万别发朋友圈说我们这里可以堂食啊！不然明天就要被封……”
只不过是想坐下来好好吃顿饭，为何这么难？从防疫角度不难理解，餐饮场所是病毒传播的高风险地带。吃饭时要摘下口罩，要近距离接触，还免不了闲话聊天，都会增加传染风险。北京恢复堂食没过几天，就有酒吧引发新一波聚集性疫情，累计新增感染者超过350人，还没全面“清零”的上海尤其引以为戒。
新加坡过去两年间，也先后实行过几轮堂食禁令。去年中旬疫情反复最严重的时期，三个月内两度禁止堂食，令餐饮业者叫苦连天。但即便如此，每轮禁令最长也不超过两个月；而上海多数餐馆自3月中旬就暂停堂食，如今已三个月有余，直逼2020年初疫情暴发初期的纪录。
一再延长的堂食禁令，让本就饱受封城冲击的餐饮业者在解封后依然举步维艰。有连锁餐厅老板预计，再禁一个月，旗下一半门店都要关门大吉。也有业者质疑，为何严格防疫的成本，要由中小企业和个体户一肩承担？
堂食不仅是餐饮业者的命脉，也是正常生活的基本需求。倘若现状持续，对经济和就业带来的压力，和由此埋下的社会隐患，恐怕不亚于疫情影响。
如何在防疫的同时避免“一刀切”断了餐饮业者生计？若以新加坡为参照，上海也可根据风险等级和餐馆类型，采取分级分类解封，例如从两人同桌开始，逐步放宽至五人、八人同桌，并允许环境通风的用餐场所早一步解封。当然，新沪两地情况有别，但中小企业同样遭遇求存难题，治理者也同样需要用心权衡。
五年一次的上海党代会后天召开，官方届时是否会宣告“大上海保卫战“取得胜利，是舆论关注的话题之一。除了疫情何时清零，堂食何时从地下转回地上，让民众和业者不必为在餐馆里吃顿饭而上演谍战剧，也是衡量这场“保卫战”是否取胜的重要指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