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洁夫：中国器官捐赠志愿者数量不符合大国形象
“这跟我们的国家形象太不符了。” 接受财新记者采访时，黄洁夫说。他希望通过知名互联网企业的影响力，在全社会营造公民志愿捐献器官的“好的氛围，好的向上的氛围”。
12月22日，中国器官移植发展基金会与拥有4.5亿实名注册用户的手机应用支付宝合作，在支付宝开通器官捐献志愿登记入口。寄望以移动互联网的号召力，增加器官捐献志愿者数量。
“现在是互联网时代，必须让互联网参与到器官捐献的事业中。”黄洁夫说。
逐步建立的捐献移植体系
作为原卫生部前副部长和曾经的器官移植医生，黄洁夫指出了过去中国器官移植领域的尴尬境况。“一方面很多病人需要救命，我们有这个技术可以治好他们，可是另外一方面，中国一直没有建立公民自愿捐献的器官移植的体系，很长一段时间依赖死囚器官，这是一种‘饮鸩止渴’的状态。”
“我们器官移植的技术发展得更快，但是建设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一直是我们器官移植医生的一个中国梦。”黄洁夫说。
不过，使用死囚器官不是中国独有的。黄洁夫指出，包括美国在内的世界上其他很多国家都有这个过程，只是多用在临床实验阶段，等到了临床应用，就建立了捐献体系。
黄洁夫透露，中国大规模使用死囚器官是在2000年到2005年，之后又过了10年，直到2015年1月1日，才正式废除了死囚器官的使用。
黄洁夫回忆道，最初宣布废除时，许多人都怀疑公民捐献的积极性，甚至有人认为器官捐献的“冬天”到了，“但是事实证明，是器官捐献的‘春天’到了。”他说，2015年，中国就完成了10057例器官移植手术，是历史最高一次。据预测，2016年这个数字将增长50%。
同时，器官质量明显改善，“死囚器官是在刑场取的，刑场你能保证器官不受霉菌细菌感染吗？所以过去国家的器官移植手术是全世界成活率最低的国家，现在依靠资质捐献后，都在医院进行，成活率大幅上升。”
黄洁夫希望，中国器官移植事业应把这段“不堪”的历史翻过去。他希望，器官移植医生不要有“原罪感”。
不缺决心，缺少中层执行力
由于刚刚建立，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仍存许多不足。首先就表现在捐献志愿登记上。按照传统流程，公众先要自行搜索登记网站，在众多网络信息中甄别权威登记渠道。进入登记页面后，还要填写多项个人信息，很多人在填写的过程中失去了耐心，以至放弃登记。
“填表每增加一个项目，会减少100万人的登记，实际上不用搞那么复杂。”黄洁夫指出，中国公民器官捐献意愿表达与国际差距依然很大，比如美国有1.3亿人登记捐献器官。“中国多做些网站是没有害处只有好处，条条江河流大海，最终都进入到官方数据库中。”
此外，黄洁夫指出，目前中国器官捐献移植体系面临三个困难：第一是医保无法完全覆盖的经济困难。第二是体系建设困难。“中国目前只有169家认证的器官移植医院，移植医生也不足，医院至少需要增加到300到500家。”第三是体制建设困难。“美国管理器官移植的是1500多人，中国在卫计委只有一两人，还是兼职。“
“建设器官捐献移植体系，不是在理论上，也不是在设计上，也不是在于中央政府的决心，而是在我们中层的执行力。”黄洁夫说。
黄洁夫告诉财新记者，2016年两会期间他参与提议的将肾移植纳入大病医保得到了社保部的回答，肾移植已经被纳入了大病救助。另外，国务院即将下发政策文件，其中包括增加有资质的器官移植医院数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