疫情政治化 中美依旧可以和而不同？(2)

标准和质量很明显并非是FDA将中国医疗产品排除在外的决定性因素。鼓励制造业企业回流，确保价值链安全是特朗普政府所追求的长期目标。在疫情爆发之初，美国商务部长罗斯1月30日在接受访谈时，就明确表示中国疫情“有助于”加速工作机会回流。在美国政府找寻办法，以提振因新冠疫情而陷入困境的经济的大背景下，4月9日，白宫首席经济顾问库德罗针对美国如何摆脱对中国制造业依赖这一问题，建议美国政府为美国企业搬回美国提供一部分税收抵扣，从而减少对中国制造业的依赖，同时缓解美国目前高涨的失业率。根据4月初全球制造业咨询公司科尔尼（Kearney）发布的第七次年度“回流指数”（Reshoring Index），2019年美国国内制造的份额明显高于产自14个亚洲国家的数量，其中自中国进口的产品受到的打击最大。该咨询公司预测，为了分散风险，遭到疫情重创的公司“将被迫更深入重新考虑其采购策略和整个供应链”，以摆脱对中国市场的依赖。近期美国哈里斯民意调查（Harris Poll）公布的最新民调结果也显示，69%的受访者赞成特朗普总统对华的强硬贸易立场，71%受访者认为在疫情危机过后，美国制造商应撤出中国。

在新冠肺炎疫情的催化下，美国国内从政界到商界、民间，更加认同“重新考虑布局供应链，不将所有鸡蛋放在一个篮子里”。

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教授郑永年所指出，各个国家会重新去争取对自己国家经济主权的掌握，通过“产业回归”的方式调整产业结构，将重要的、与安全民生相关的产业放回自己国家以及交通、沟通都相对方便的国家之中。美国对外关系委员会会长理查德•哈斯认为，由于供应链的脆弱性，国家将朝着选择性的自给自足（以及随之而来的脱钩）迈出更大的步伐。可以说，新冠病毒疫情下，医疗资源挤兑、医疗防护用品严重短缺，各国互相截留物资促使世界主要经济体都开始考虑经济主权回归问题。这为特朗政府推动企业撤回、产业链重组营造了独特的正向推力。新冠肺炎疫情强化了各国的贸易保护主义情绪。

与此同时，美国两党就国家安全和技术的广泛定义基本达成一致共识。4月20日美国商务部宣布收紧对华出口管控限制。新规将赋予美国商务部官员更大的权力来阻止半导体、航空航天和其他工业领域的美国产品被运往海外。美国商务部官员表示，他们打算扩大“军事终端用途”的定义。新美国安全研究中心（CNAS）最近发表的题为《全球供应链、经济脱钩与美中关系：美国视角》的报告表明，特朗普政府和美国国会一系列新政策正在导致美国和中国经济长期脱钩，华盛顿从国家安全角度出发，认为关键技术的自给自足是绝不可让步的底线。细观贸易战以来、疫情爆发后，特别是蔓延至美国本土之后的美国政商界主流舆论，产业链本土化、供应链安全化已经成为美国两党的共识，朝野在此问题上的态度形成某种一致。

基辛格指出，新冠疫情将一劳永逸地改变世界，国际关系格局会发生根本性变化。北京大学国际战略研究院院长王缉思教授强调，中国对美国的不信任和反感达到了中美建交41年从未有过的程度。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促使中美关系朝着战略竞争的方向发展。美国在应对新冠病毒时采取短期、零和、竞争的方式，导致中美共同面对生存威胁时，并没有促使双方搁置竞争和分歧，合作应对共同的灾难。目前并未看到能重现美苏冷战期间逾越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对立、支持联合国消灭天花的历史，也难以复刻2014年中美共同抗击西非埃博拉疫情的经历。地缘政治和意识形态取代了数年来全球化催生的正和思维。美方加紧遏制中国技术创新，刻意割裂全球价值链，进一步固化中美两国政府和社会的相互认知，在价值体系和意识形态层面双方深刻对立。

中美之间气氛的毒化无疑严重阻碍双方合作，也打击了全球信心。但是越是在这样胶着紧张的局势下，越是更应该关注求同存异的声音。一方面，目前双方依然有呼吁中美合作的声音，比如美国驻华使馆在其官方网站上刊发美驻华大使布兰斯塔德的文章，呼吁中美两国“向前同行，继续找出共同合作的方法”。康奈尔大学中国专家兼贸易政策教授普拉萨德表示两国应该联手对抗新冠疫情以及其对经济活动和金融市场造成的破坏。民主党联邦众议员麦戈文也指出，面对世界性危机，不是找替罪羊的时候，而是我们在国际上共同努力的时刻。

4月3日，近百名美国前高官和专家发布题为《拯救美国、中国和全世界的生命》的联名公开信，呼吁“当前世界处于百年一遇的全球病毒大流行之中，威胁着数十亿人的生活与生命，这种冠状病毒跨越国界与国籍。没有美中之间某种程度的合作，抗击病毒的努力都不会成功。”信中提出了一系列适用的合作领域。这封信的签名者涵盖了美国对华政策届的诸多重要的“鹰派”与“鸽派”学者。与此同时，在民间、学界、商界中美依然有着广泛的交流。

中美两国的科学家与医生从1月起到现在，一直进行着密切的沟通与合作。中国政府及企业也在持续为美国提供帮助。这些可以被视为积极的因素，在一定程度上为双边关系的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支撑。

与此同时，我们也要在纷繁复杂的声音中区别为了大选而刻意攻击中国的声音，同样我们也要意识到美国国内“政治正确”压力下不同声音的可能性。而对于疫情期间不断炒作的产业链迁移、企业回流也要有更为理性的判断。上世纪90年代以来，经济学家发展了全球价值链的概念，其中一个贯穿始终的基本逻辑是产业的不断升级和资本的逐利本性。在中国经济实现跨越式发展，进入寻求中国创造和中国智造的阶段时，个别产业和价值链的部分迁移别国是一个根本的趋势。新冠病毒疫情导致全球经济进入缓慢停滞状态，在一定程度上促使全球企业家加紧反思产业链和价值链的全球布局。这一点在本质上应该和特朗普政府内建立在意识形态固化思维基础之上、渲染价值链安全化的声音有所区别。

同时，5月8日，中美全面经济对话中方牵头人刘鹤应约与美方贸易代表莱特希泽及财政部长姆努钦通话，双方都表示应加强宏观经济和公共卫生合作，为中美第一阶段经贸协议的落实创造有利的氛围和条件。在中美剧烈交锋的时刻，推动双方合作的稳定声音更值得关注。

特朗普执政以来，美国政府对华政策的主基调是战略竞争，而中国的主流舆论已不再对美国的反华言论高度容忍，中美关系确实进入新常态。中美关系或因新冠疫情进入加护病房。但我们一方面要意识到即便未来经济关系基本恢复，两国在价值和核心利益的撕裂难以短期内弥补，同时也要明确，作为世界上最大的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需要面对的是全球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其发展历程原本就不会一帆风顺。“和而不同”不代表放弃原则、一以贯之的和谐友善，纷争和分歧是大历史进程中的必然波折。

（注：作者就职于澳门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责编邮箱bo.liu@ftchinese.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