月收入不足千元：经济政策不能冷冰冰
“两会”期间，李克强总理指出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这个让人有些吃惊、并有些心酸的新闻，时隔几周后，仍然在占据着媒体的焦点，也表明这样的一个问题带有相当的社会普遍性，也因此引发了社会的同理心和广泛关注。笔者认为，这个现象从经济学上不难解释，但解决却需要长期政策和短期政策的配合，同时也意味着经济政策不能冷冰冰，应该有温度和贴近感。
从统计学的意义上来说，如果一个三口之家，丈夫有一份全职工作，妻子不工作照顾小孩，那么丈夫一个人的收入会被除以三，成为家庭人均收入。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一般而言的收入是指工作收入，但人均收入更接近于一个消费概念。因为，每个家庭在开支时，不会考虑最高收入者的月收入，而需要考虑的是家庭成员平均的实际可支配收入。同理而言，家庭的成员越多，平均可支配收入越低的可能性越大。因此，将人均收入不足千元的概念衍生，实际反映的问题是，低收入群体其受保障的程度较低，他们的消费能力也将受到收入的制约和影响。
与此相关的另一个概念是，低收入群体的边际消费倾向和能力却较强，相对于富裕群体而言，低收入群体亟需改善自己目前的生活，因此在当期收入增加后，会更快地进行消费。而富裕群体在收入增加后，则更可能用于投资或者长期储蓄。
因此，将这两个基本的现象联系起来，我们会发现，李克强总理在两会期间提到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实际上提到的既是民生问题，也是经济问题。这一问题长期占据媒体的主流，也说明多数人对于自身的收入状况并不满意。
当然，对收入状况不满意是一个绝对普遍现象，即使是年收入超过千万的娱乐明星，对自己的收入可能也不仅满意。因此，我们在这里所说的“不满意“是一个相对概念，也就是说多数人认为自己的收入水平处在社会分布水平的中下部，庞大人群对相对收入的不满意，是这个话题发酵的根本原因之一。
从一个相对宏观的角度来说，这样的现象是必然的，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巨大的经济体来说，人均GDP和收入的水平在世界上也不靠前，更不用说收入分配这样一个本身就很难公平的问题，同时这也反映出社会经济生活中的马太效应。然而，从微观角度来说，每一个个体的生活都是非常重要的，否则也不会出现美国当下的大规模游行示威问题——乔治•弗洛伊德之死，在很大程度上引发了很多人的同理心和同情心。
将这些问题结合在一起，我们会发现，协调发展是一个根本性的解决方案。然而，这却永远是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对于全球的政策决策者来说，经济政策的制订受制于全球经济成长能力、去全球化趋势以及国内政治风潮的影响，中国也不例外。将政策制定放在目前的全球框架中，我们可以有这样几个思考的维度。
首先，直接解决收入问题的关键是就业问题，也就是说要保证更多的人能够获得稳定的收入。我们也看到，世界上多数经济体为了保住就业纷纷出台了若干举措，但同时也表现出了一定的“排外”倾向——这是希望将更多的工作机会和可能留给本国人。然而，即便如此，疫情之后仍然会有很多工作将会消失，因此，创造新的岗位具有更加重要的意义。
与此同时，更重要的仍然是经济的长久成长能力，否则会造成“不充分就业”的状况，造成收入水平成长水平较慢的问题。从这个角度来说，创造就业需要在一个更具有可持续性的条件下才具有意义。
接下里的问题是投资和消费的关系问题。寄希望于低收入群体在疫情之后快速增加消费并不现实，从这个角度来说，有效需求的增加将必然有赖于有效投资的增加。从主要经济体的转型趋势来看，科技、物流和关键商品（如食品）将是未来重点发展的方向，这与此前几轮的经济刺激方向形成对比。从这个角度来说，传统的基础建设投资是否具有可持续性，需要进行一定的探讨。对中国来说，依托于已经具有相当规模的5G网络建设，未来一段时间的投资方向其实是明确的，其带动容量也是可以期许的。如果经济发展的方向是明确的，那么对低收入人群的教育培训，也是相当重要的，让就业市场的供需有效结合，才能够达到效率和可持续。
然而，政策的制订和执行需要时间，似乎也不会立刻解开六亿人月收入不足千元这道难题，因此，短期政策的制订也很必要，无论是出于应急抑或社会稳定的考量，短期政策仍然需要着眼于保障基本民生和消费，从这个角度来说，财政政策首当其冲，同时也需要产业和货币政策的配合。
即便如此，疫情带来的经济、社会和心理冲击仍会持续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在这一过程中，无论是普通的居民还是政策决策者，都会面临彷徨。从这个角度来说，社会也需要更多的渠道来舒缓压力。地方政府应该在这个方面做更多的工作，比如说发放消费券等类似地方式，这些举措多少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加强对普通居民的慰藉和心理按摩。
总体而言，月收入问题从一个个人和家庭问题，上升成为社会广泛关注的话题，在很大程度上表明经济现象与社会现象存在着高度的重合。对于经济政策来说，也因此需要给予其社会性和贴近感，这也有利于加强大众的认同度，从而达到更好的执行效果。
注：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
德国商业银行亚洲高经济学家 周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