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香港世纪暴雨再冲刷出豪宅违建问题

香港上星期四（9月7日）晚降下1884年以来的最强暴雨。这场突如其来的世纪暴雨，再次冲刷出由来已久的豪宅违建问题。

受台风“海葵”残留低压槽带来的强降雨影响，港岛大潭区豪宅小区“红山半岛”发生山体滑坡。三栋涉嫌违章建筑（香港称“僭建”）的豪宅原先被树林覆盖，但被山泥冲刷后露出真容，让外界得以目睹其庐山真面目。

这三栋独立屋分别是第70号、72号和74号屋。港媒图片显示，受山泥冲刷后，三栋豪宅的地基都曝露在悬崖边，其中以72号屋的情况最为严重，僭建的泳池悬吊半空，没有泥土支撑，存在崩塌风险。

综合《星岛日报》和香港01报道，72号豪宅往地下僭建了两层楼，并向外扩建一个泳池，还霸占公共用地建花园。事故发生后，这栋豪宅约20米高、30米长的地基外露，与斜坡接驳位置的铁枝弯曲变形。

为了防止僭建物崩塌，香港土木工程拓展署需要巩固并硬化斜坡表面。但由于僭建工程规模庞大，有香港工程师估算，单是为72号屋做临时支撑可能就要花上百万港元（下同，100万港元约17万4000新元），加上修复还原斜坡的造价难以估算，因此整个修复工程的成本可能是天文数字。

越曝越多的僭建案

根据香港屋宇署僭建物网站记载：“凡未经屋宇署事先批准或没有根据小型工程监管制度的简化程序而进行的楼宇加建或改动，均属僭建物。”

上述被揭露涉嫌僭建的三栋豪宅恐怕只是冰山一角。据香港01调查，红山半岛涉嫌僭建的豪宅可能超过35栋，其中至少27栋独立屋违法向外扩建花园、15栋独立屋将原有的泳池挖空僭建一层地库。

香港非盈利民间研究机构本土研究社星期天（9月10日）发文称，在核对历年卫星图后，发现被曝光的三栋独立屋已占用公共用地至少13年，并形容这是持续超过10年非法占用公共用地而港府没有积极理会的个案，也是港府没有为公共用地追讨损失公帑及完成收地或规范化，到今天终于爆煲（败露）的个案。

针对越曝越多的僭建案件，香港特首李家超星期二（9月12日）说，红山半岛山泥倾泻事件已暴露该小区存在风险，并承诺如有僭建，会依法处理。

豪宅小区红山半岛建于1990年代初期，共有246栋洋房，目前约有40栋独立屋正开放出售，售价介于7000万至1.5亿元之间。

由于红山半岛独立屋依山面海、隐蔽性高，能满足名人的隐私要求，多年来吸引不少明星名人入住，包括影星谢贤、钟镇涛、蔡卓妍、香港首富李嘉诚等；其隐蔽性也为屋主对屋子僭建创造有利条件。

此次涉事72号屋屋主是投资管理机构黑石集团前高层Anthony Steains，另两栋屋主则分别为香港数码港首席投资官陈觉忠和汇丰银行前亚太区市场部主管袁慧明。

从“唐宫”到“郑宅” 政治人物屡陷僭建泥沼

事实上，香港建筑涉嫌僭建的案例相当普遍。港府2015年4月发表的《审计署长第64号报告书》指出，屋宇署2012年12月雇用的顾问公司共在全港发现约229万个疑似僭建物。

不过，一旦有香港高官牵涉其中，僭建事件就会立马演变成一场政治风暴，其中最典型的莫过于2011年的多名高官僭建风波。

港府申诉专员公署2011年4月发表一份调查报告，批评屋宇署与地政总署对新界村落屋宇违例建筑执法不力，其中屋宇署被指没有对超过60%的僭建案例采取执法行动。

报告出街后，香港媒体相继对数名高官名下的物业展开调查，多名高官的私宅因此被揭发僭建，其中包括时任特首曾荫权夫妇，以及港府“二把手”——时任政务司长唐英年。

作为当时的热门特首人选，唐英年2011年才宣布辞去公职参选特首，岂料隔年2月就被爆出他在九龙塘约道的大宅中，僭建面积达2400平方英尺（220平方米）的地库，面积是大宅本身的一倍多。地库内还设有酒窖、私人电影院等设备，被戏称为“唐宫”。

唐英年为此公开道歉，但称其妻子郭妤浅为一切僭建行为承担责任。唐英年后来也为地库做灌浆工程，回填地库，但这起风波已让他的选情急转直下，让他最终败给梁振英，错失特首宝座。郭妤浅2013年也在裁判法院认罪，被判处11万元罚款。

但事实上，当选特首的梁振英也在2012年6月被揭露在山顶贝璐道的大宅中僭建近300平方英尺的地下室。梁振英起初否认僭建，后来又说自己在购入大宅前地下室就已存在，使得他的诚信备受质疑。

另一场僭建风波始于2018年1月，时任香港律政司长郑若骅履新第二天，就被揭露她位于屯门大榄乐翠街海诗的别墅存在多处僭建，包括扩建地库、天台屋、改建围栏和外墙、在花园加建水池等。随后，郑若骅又被媒体曝光她在沙田骏景园和火炭金豪工业大厦的单位也涉及僭建。

郑若骅事后承认犯错，但声称这是她警觉性不够高、”工作实在太忙”之故，并坚称不会辞职。但不少港媒当时形容，事件已引爆郑若骅的诚信危机，香港01还发文批评郑若骅“无法无天的为官心态”。

僭建问题为何难以解决？

从2011年算起，香港建筑的僭建问题已持续超过10年，但至今仍难以解决。

香港测量师学会前会长何钜业接受《南华早报》采访时说，香港的建筑管制在50年前还没那么严格，所以很多屋主会对房产进行装修扩建。“现在的一个问题是，人们已对屋子进行最大程度的调整，这使得官方更难发现（僭建）。”

何钜业也说，繁琐的法律程序令港府执法难以见效。一方面港府难以进入私人住家进行调查，另一方面屋主会试图以漫长的上诉程序来拖延法律程序，增添执法难度。在此次事件中，涉嫌僭建的74号屋屋主就拒绝屋宇署人员入屋调查，迫使执法单位向法院申请手令才能进入调查。

此外，从过去的例子来看，那些一而再再而三卷入僭建争议的港府高官中，鲜少有唐英年这样仕途受影响的案例；而拥有土木工程师资格的郑若骅卷入僭建争议，更令外界质疑港府高官似乎是“越懂法越能建”，对港府的诚信造成更大冲击。

当香港市民的可居住空间越来越小，高官名人的豪宅却能越建越大，除了这当中的阶级差异让香港民众感到无所适从，过程中一点一点累积的不信任感也将不断为港府积累负面执政资产。这对港府带来的后续影响，恐怕比僭建问题更为严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