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港高球场用途再掀争议

近年香港土地供应严重不足，港府计划收回粉岭高尔夫球场部份土地以兴建公营房屋。岂料环境谘询委员会本月两次开会后仍未能表决，项目随时要延后落成。事件令粉岭高尔夫球场重新进入公共视域之余，也再次在社会上掀起一场不同利益势力斗争的争议。

粉岭高尔夫球场是香港最古老的高尔夫球场，启用至今已有百多年历史。近些年香港一屋难求，不少人把目光放到了这个占地170公顷的球场。2018年，时任香港特首林郑月娥发起“土地大辩论”，大部分民意就支持将粉岭高尔夫球场用来建屋。

上届政府最后也顺应“土地供应专责小组”的建议，宣布会在明年收回粉岭高球场的32公顷用地，但只会把当中生态价值较低的9.5公顷用来兴建1.2万个公营房屋单位。其余逾六成用地则会划作生态公园。

按照正常做法，既然有关政策已一锤定音，官方过后就要按照原定计划推动。然而，本届特区政府上台后，政商界却出现了一股要求改变收回球场决定的游说力量，包括邀约各界人士到粉岭高球场视察，以及在电视大卖广告，邀请立法会议员和学者等力销球场具保育价值，且有历史文化遗迹。

到了本月初，拥有粉岭高球场会籍的行政会议召集人叶刘淑仪更亲自加入“战团”，声言高球场具有生态及保育价值，期望本届政府聆听民意，审慎考虑是否收回用地建屋云云。

香港政商界一直有声音不满高球场被收回建屋，背后不无原因。一直以来，粉岭高尔夫球会和部分商界人士皆质疑官方收回球场建屋，是严重低估了球场的保育价值。

有团体借着新一届特区政府换届，利用保育理由到处游说，希望新政府改变原来的计划。

另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则和近年的政治大气候有关。早些年香港社会气氛民粹化，加上民众普遍认为香港土地供应不足，所以林郑政府同意收回粉岭高球场建屋。但之后港府提出“北部都会区”概念，越来越多人相信香港还有其他更合适兴建房屋的地方，于是向本届政府力销为该项目“翻案”。

问题是，土地开发并非一时三刻就可以做到，要有长远稳定的规划。香港自九七回归以来，土地问题已经蹉跎了20多年。若收回高球场建屋的方案推倒重来，再来一场大辩论，解决香港房屋问题的时间表恐怕又要延误。

更何况，在北京官方眼中，房屋问题已成为香港最大的深层次矛盾，亟待解决。如今竟有人提出为只供少数人享用的高球场用途“翻案”，难免令官方大动肝火，觉得香港体制机制已被少数的利益团体绑架。

所以亲北京的港媒连日来也不断发声，要求港府在高球场事件中破除利益固化藩篱。香港《大公报》上周五发表社论指出，如果高球场发展计划受挫，只会加深备受诟病的“官商勾结”印象，加剧社会撕裂。特区政府的威信受到打击，今后任何拓土计划都将寸步难行。

据说具有大陆政府背景的大陆博客“靖海侯”日前也撰文警告，香港政治拨乱返正后，反中乱港者出局，爱国爱港者上位，管治者应带着坚定的立场来，也应带着最大的民意来，“不应由此脱离群众，又成为既得利益群体的一员、强化利益固化藩篱的一员。”

亲北京舆论的用词或许比较强硬，某程度上确实道出了香港粉岭高尔夫球场用途的争议，背后其实是有不同利益团体在博弈。

这一边厢，香港基层家庭上楼无期，数十万居于劏房的贫困人士希望早点有住所入住；另一边厢，以高球会为代表的商界既得利益者，则希冀官方完整保留球场用地。

但无论如何，香港高球场用途触发不同利益势力角力，是正常不过的现象。

利益集团又称压力集团，是社会中一些成员为了共同的集团利益而结合在一起，通过积极行动而达到共同目的的一种社会组织。在多元化的社会，政府应该鼓励和支持代表不同阶层和团体的“利益集团”发展和发声。

当然，一旦某个“利益集团”过于强大，影响到政府施政，甚至忽略公众的普遍利益，官方就要小心对待。港府在处理高球场用途一事上也是同一道理。官方在作出决定时，一方面要小心受到民粹主义的影响，动辄压制不同利益集团为自身利益合法发声的权力；另一方面，也绝不应该在公众议题方面牺牲大众，而去维护少数权贵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