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咏红：香港抗疫背后的制度之争
早点
北看记
香港疫情一日比一日严峻，医院系统与隔离设施皆告急，快速检测剂也缺货。一名定居香港的友人在电话中沮丧地说，香港的现状是：既无法像“共存国”一样开始恢复国际人员往来，与其他国家进行免检疫通关；又享受不到“清零”的政治红利，与大陆的免隔离通关依然遥遥无期，结果是个两头不着岸。
友人感到心灰意冷，萌生起携家离港、到别处生活的念头。
他的感受恐怕不是孤例，彭博社与路透社1月底引述香港欧洲商务协会一份报告的草稿称，“清零”策略使大量外企和人员出走，这波“离港潮”有可能是香港历来规模之最。
当时，香港的单日新增病例还不到百起，如今这个数字已在1000起左右。由于大量病例源头不明，不同专家团队都做出悲观的预测，认为香港单日确诊可能在两周内破万。港大医学院的模拟更测算出，到3月中下旬每日感染人数可能高达2万8000人，每日预计15至20人死亡，该院院长梁卓伟主张香港采取类似大陆的封城禁足强制措施。
社会上已出现恐慌情绪，出现“抢菜潮”、“排队理发潮”，有些确诊者因医院床位爆满而被迫暂时在家隔离，但多数港人住所狭小，居家隔离很容易造成疫情传播，这让其他市民更感恐慌。
必须说，所谓外人不应该去讥讽香港疫情“濒临失控”，因为相较于新加坡近日的每天破万起，以及韩国、日本、美国的数万起甚至几十万起，香港的抗疫成绩并不差。
但抗疫成绩又不仅取决于确诊人数，社会付出的成本，以及过程中社会是否维持凝聚力，保持对体制的信任，对前途的信心，也是整个方程式的一部分。
在香港，如何抗疫已上升为中西制度与意识形态之争，原有的“安全”与“自由开放”价值对立再次被挑起，社会裂痕再次裸露。
自从1月底以来，亲北京的港人与媒体连篇累牍地发表社论与评论，直指“动态清零”和“与病毒共存”，不单是抗疫路径的选择，更涉及意识形态、政治制度及价值观之争。他们也指美英媒体借香港对中国的“清零”政策进行针对，而且“意图以‘国际地位’作为要挟，离间香港与内地关系”，呼吁香港“切不能中了外国势力的离间计”。
中国政协委员、一国两制研究中心总裁张志刚昨天在《明报》发表题为“我们的健康和生命是属于‘一国’”的文章，把香港抗疫政策争议放到“一国”与“两制”对立的层面上，指责治港的精英群体“骨子里始终相信英美一套”。
张志刚的说法，也许反映了事实，但突出意识形态对立，对于香港走出这波疫情，有好处吗？
在付出了艰巨努力和强大政治决断后，中国内地在2020年成功地把疫情控制下来。此后北京一再以“清零”政策的成功宣传中国制度的优越性、强化中共执政的合法性，并驳斥与“病毒共存”的主张是“躺平”、是枉顾人命的“投降主义”。
中国的抗疫成就确实有目共睹，这背后有着国家强大的动员力、数据治理能力、较为统一的社会心理以及广阔的内需市场做支持，“清零”政策并不适合所有国家与经济体。
当香港与大陆在疫情下寻求接轨时，两者现实、两种价值观的碰撞再次被激化。
北京一直对香港的防疫不放心。当疫情升温时，北京认为香港不像内地城市般进行全民强制检测，又拒绝大陆帮忙，而且迟迟不推行陆港两地互通的“健康码”。北京对香港抗疫方式的明显不满，从去年10月港区全国人大常委谭耀宗被拒赴京参加人大常委会例行会议，就可见一斑。这是北京不放行通关的原因。
在大陆眼中，香港只是“半清零”“半共存”地抗疫。反观香港的治理精英，他们一方面自知与大陆一样的严格防疫政策在香港很难实施，另一方面他们内心深处恐怕也确有抹不去的殖民地情结，认为西方的做法比大陆更靠谱与高级。
在这方面，恰如张志刚所推崇的网红“兔主席”所分析的，由于现实与心理的原因，香港的治理精英群体只是“机会主义”地执行清零与寻求陆港通关，走一步看一步，能通则通，不能通也没有办法。结果就是大家都看到的：两头不着岸。
然而，“兔主席”倒是主张让香港当一个试点，当个“白老鼠”尝试西方的“共存”防疫模式。责任就让香港自负，“也许真的可以为中国大陆疫情防控的下一步打开思路呢？”不知道兔主席这是否是曲笔为香港发声，呼吁给香港一个不同的选择。
对北京而言，一个与内地不同、有自身特色的香港，其实更有价值；然而过去几年的对立，已导致大陆这方始终对港人与香港精英深深的不信任。如今，香港的当务之急是暂停路线争论，用最可能、最需要的手段阻截疫情；而不是一旦面对考验，社会又重燃对立与意识形态纷争，希望那不会成为香港下来多年摆脱不了的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