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美学者科研合作正走向脱钩

美国政府的“中国行动计划”落幕已近两年，但寒蝉效应犹在，两国学者的科研合作正走向脱钩。学者认为，中美今后在涉及国家安全的关键技术上料继续保持高度防范，但在癌症等广泛科研领域，双方应共谋出路。

本世纪初以来，为驱动国家科研发展，中国推出了“千人计划”等海外人才引进政策，但这招致美国政府警惕。2018年，美国启动“中国行动计划”（China Initiative），在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ational Institutes of Health，简称NIH）带头支持下，大规模调查具有中国大陆背景或同中国有联系的在美学者，以防中国借学术研究窃取美国技术和机密。

中国行动计划于2022年2月23日宣告结束，但拜登政府对中国人才的高度防范不减。香港科技大学社会科学部荣休教授崔大伟（David Zweig）告诉《联合早报》，过去几年的调查已搞得人心惶惶，许多学者担心被查，干脆放弃申请NIH等美国机构的研究经费。

NIH外部研究项目副主任劳尔（Michael Lauer）曾批评许多学者拿了NIH经费，却隐瞒自己同时受中国机构聘用或补贴。有60%的当事学者，据说在调查后被终止聘用或取消补助资格。

但《麻省理工技术评论》2021年底发文称，中国行动计划调查的案例许多最终都被撤销或驳回，只有约25%的学者被定罪。

崔大伟分析：“美国其实不在乎能否定罪，而是想阻止非法技术转移……曾有一名联邦调查局官员称，希望一系列调查后，学者不会再隐瞒与中国项目的联系，或者美方机构能在与华合作前三思而行。”

美国亚利桑那州立大学和美国华裔精英组织“百人会”在中国行动计划启动三年后发布调查称，好些华裔科学家刻意不寻求联邦资助，因为担心受到更严格的审查。一些非华裔科学家也选择切断或限制与中国合作学者的联系，且不再聘用中国博士后。

政治气候的恶化促使部分华人学者离开美国。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谢宇去年6月在《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发表的数据显示，2018年以来，每年离开美国机构投奔中国的华人学者越来越多。2021年，共有1490名华人学者离开美国，到中国发展。

美国大学的中国留学生也持续减少。美国国务院称，2022至2023学年，全美共有近29万中国学生，比2019年的逾37万人少两成。

《外交政策》去年引述卡托研究所移民研究副主任比尔（David Bier）称，人才流失对美国来说是毁灭性打击，因为美国在多个先进技术领域依赖的研究人员，很多来自中国或是外国留学生。

根据调查公司科睿唯安去年11月的数据，最多被同行在学术报告中引用的美国“高被引学者”（Highly Cited Researchers）数量连年降低，去年虽仍以2669人居榜首，但已少了0.8%；中国大陆的“高被引学者”去年则增加约1%，有1275人。

崔大伟解读，学者减少申请向美国机构经费，署名发刊的数量随之下降，中美学者合著论文发表量也大减，这都导致美国的科研表现受损。

中国人才引进仍难撼美国主导地位

另一边，中国通过可观的补贴和优厚待遇吸引海外人才，科研水平获得提升。2022年，中国研发投入首次突破人民币3万亿元（约5700亿新元），将近3万1000亿元，较2021年增长约10%。

崔大伟说，通过人才计划回国的学者不仅能得到丰厚补贴，通常还会在研究团队中担任领队，也能招募更多助理，推动了研究项目取得成果。

但他也指出，回中国发展的顶尖学者较少，水平优于美国同行的仅1%左右；许多人回国后，在顶级期刊发文的速度其实不如从前。

崔大伟称，很多海外华人学者顾忌国内官僚权力等因素，“愿意为国服务，而不是回国服务”。

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学机械与宇航工程学院教授、中新国际联合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曾少华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说：“尽管中国加大了在关键研究领域的研发投入，但中国要想赶上美国，在技术上仍有二三十年的差距。即使中国能迎头赶上，要想实现赶超可能还需更多投入，因为美国也会增加颠覆性技术开发方面的研究支出。”

曾少华称，中国现阶段在5G技术和电动车等领域领先于美国。但在半导体和晶片技术以及生物医药等方面，美国仍压中国一头。

美国2022年的研发投入依旧领先全球，约为6万8000亿美元（约9万亿新元），较上年增加约5.5%。

学者：中美科研合作须寻出路

中美关系回暖缓慢，两国对彼此的严防死守恐怕会继续打击科研合作和知识交流。《高等教育纪事报》去年曾引述美国罗切斯特大学副教务长盖特伍德称，今后大学研究工作者可能要学会适应在“灰色地带”工作。

曾少华说，知识转移的过程具有一定复杂性。“研究的早期阶段，要区分哪些知识可以共享、哪些不能，是很有挑战性的……在整个知识链的发展过程中，保护早期研究投资非常困难。然而这些早期阶段的发现对于决定研究资金的分配至关重要。宇航技术是一个例子。”

宇航技术是中美角力的重要战场之一，因可军民两用而备受重视。崔大伟说，中美近年都扩大了对“国家安全”的定义，未来几年不太可能轻易放松警惕，特别是对涉核和军民两用技术等敏感领域。

不过，他呼吁中美在医疗等非国安领域，为合作研究共谋出路。他举例，中美长年以来共同抗癌的努力，不该因政治枷锁而止步。两国政府应该精确定义敏感技术的范畴，从而更有针对性地保障国家安全。

曾少华也强调，限制研究合作不能达成遏制对手发展的目标，知识转移不会完全堵死，只会放缓。“中国学者或许短期内会受影响，但很快就能追赶势头。”

“竞争会推动技术快速进步，并不是完全负面的……研究和教育是无国界的，因此（中美）未来的模式相信是‘合作与竞争并存（coopetition）’。”