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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济不振需求不减 “双减”三年后中国教培行业悄然回暖


 新闻归类:中国聚焦 |  更新时间:2024-08-06 21:04
经济不振需求不减 “双减”三年后中国教培行业悄然回暖

上海市内环一栋不起眼的五层大楼里,接学生的家长、送餐的外卖员熙熙攘攘地往三楼奔去。中午的课铃一响,孩子们的嬉闹声、家长的叫嚷声顿时充斥整个空间。

是的。这里是一所教培机构的所在地。大楼外没有任何标识,只有电梯旁一块不起眼的指示牌,低调地引导家长们到孩子上课的地方。

一转眼,中国政府出台“双减”政策,勒令减少全国中小学作业负担、关停营利性校外补习机构已三年。根据中国国务院在2022年发布的“双减”报告,全国义务教育阶段线下学科类培训机构数量,由12万4000个压减到4932个,压减率96%,反映行业整体陷入沉寂。而今,在这个家长需求依然殷切、各地政府急需提振消费的夏天,补习行业正在低调中重出江湖。

《联合早报》上周走访上海多家教培机构发现,今年面向中小学生的暑假课十分紧俏。其中两家大型教培机构的暑期课已基本满员,望门兴叹的家长只能等来临的秋季学期。

个体户式的私人补习老师的业务也多得也忙不过来。在江苏省经营英语培训工作室的英语老师刘小芸(化名,32岁)告诉本报记者,为了应对翻倍的学生,她专门增聘了两名老师,但仍有学生排不上课。

不过,记者走访也发现,当前火热的暑期课许多是被包装成素质教育——即思想道德、能力与个性培养课程,掩饰学科补习的主要目的。比如数学课被叫作“逻辑思维”,语文课成了“人文课”“博文美育”,英语课则化身“语言课”“彩虹与故事会”。

儿子上小学六年级的上海房屋经纪王斌(化名,34岁)受访时说,上海家长对于教培机构这种“巧立名目”的操作已不陌生。

从主要教培公司财报上看,数据显示多家企业的业务都见起色。新东方上星期三(7月31日)发布的最新财报显示,截至今年5月底,集团学校及学习中心同比增加277间,教育新业务营收同比增长50.3%,非学科类培训报名人数约87万5000人,比上一财季增加146%。

其他市值靠前的教培公司好未来、学大教育、昂立教育,最新公布的业绩增长也达到35%至50%。

补习其实从未完全中断 私教课程反而更贵

受访家长坦言,过去三年学校虽然禁止学生上校外学科类培训,但许多家长还是想方设法让孩子接受私教补习,结果花费比到教培中心或补习学校更高。

王斌的儿子目前在私教家中补英语,他身边的家长也多少都会给孩子报一到两门课。上海外企职员王女士则为小学五年级的女儿报了语文私教课。

王女士受访时说,学科培训在上海“一直没断过”,只是改了名称或形式,或从线下转到线上。

她透露,即使家长不主动,当孩子成绩落后时,班主任也会暗示家长为孩子安排课外培训,“毕竟班级成绩会纳入老师考核”。

在学费方面,王女士的女儿过去上大班课,学费为每节100元(人民币,下同,18.5新元),现在上私教则是400元,贵了三倍。

配合“双减”政策,中国官方2021年曾推出学科类校外培训政府指导价,由各地自行定价。北京和上海当时将线上课程收费标准定为每课时(30分钟)每人20元。

不过《联合早报》发现,目前教培机构的收费远超这个标准,35人大班课两小时收费可达250元,八人小班课收费更是高达440元,人数越少学费越高。

分析:地方政府缺乏强打教培动力

这一波校外教培行业的回暖,除了市场需求外,也有中国大环境的原因。

在江苏开工作室的刘小芸说,当地教育局双减办公室曾透露“7月放开”的消息;上海一家教培机构的课程顾问也在电话中称,“政府已经在慢慢放开”。另一家机构则称“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机构能提前收到北京方面的消息,有消息会提前停课。

21世纪教育研究院长熊丙奇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指出,有的地方教育部门目前采取默许态度,一方面是因为家长有学科类培训的现实需求,另一方面是考虑到经济环境等诸多原因,只要家长不举报、不出现退费纠纷、媒体不报道,就可能“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中国国务院官网上星期六(8月3日)发布促服务消费“20条”,教培消费被作为需要激发活力的“改善型消费”列入其中,提出要推动职业教育、社会培训、非学科类公益课后服务,但未提到学科类培训。

新加坡管理大学李光前商学院副教授傅方剑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分析,三年前“双减”政策在执行过程中可能存在打击面过宽的问题,官方这次在“20条”中放开大部分教培消费,可看作对过去一刀切政策的纠正。

傅方剑指出,上述“20条”未提学科类教培,显示官方不鼓励的态度,即不会为了创造就业机会而放弃当初整顿学科类教培、保证教育公平的初衷。

不过,也有分析人士认为,官方不会明文撤销当初的“双减”文件,但当前的经济形势为教培行业的重生提供了客观条件。中国经济目前最大的问题是内需不振,教培行业是促进消费的一个重要环节,地方政府面对稳增长与保就业的压力,考虑到整个经济形势和市场信心,不再具有像三年前那样针对教培行业的动力。

中国经济学者、辽宁大学特聘研究员陈波受访时分析,官方“不管制就是放开”,只要有市场需求在,就会有企业生根发芽。

另有观察人士点评,当一项政策无法明显判断其好坏,监管上又难以执行时,较好的做法是先放开,之后再通过行政纠错进行调整,“最不好的情况是在立法层面不承认其合法性,但在实际操作层面又纵容,这带来的结果就是选择性执法和普遍性投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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