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特稿：中国性产业走“过墙梯” 逃不过大数据之眼

卖淫嫖娼在中国是违法的，但性产业这些年来继续在社会阴暗的角落生存、发展，运营模式更因为中国科技变革而有所变化，与此同时，大数据监管也让性工作者越来越难以遁形。

琪琪（化名）的卧室是个阳光照不进的房间，墙角的床头灯全天候开着，是黑暗中唯一的光源。这里，也是她的“教室”。

“教室”是中国性行业使用的系列暗语之一：“上课”是性服务，服务提供者和服务对象分别被称为“老师”和“学生”，“教室”就是“上课”的地方了。

31岁的琪琪是深圳一名性工作者，过去四年在租来的公寓单位里，满足各路男人的性需求。

《联合早报》采访琪琪的地点就约在她的公寓内，屋里的装修和陈设与一般民宅没什么差别，唯一的不同，是卧室双人床上铺的是一次性床单。

她说：“我在服务完每一名客人后，都会更换新的一套。做我们这行，是很讲究卫生的。” 琪琪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课程表”，提供的服务明码标价，每堂课3000元（人民币，下同，560新元），可长达一小时。

她笑着说：“说是一小时，但大多数学生20分钟到半小时就下课了。”

来自天津的琪琪身高一米七，骄人的身材为她吸引到形形色色的客户，有老有少，有西装革履的，也有穿着低调朴素的。对于客户的个人信息、身份背景，琪琪从不过问，她说，这是“最基本的职业操守”。

即便如此，在这些短暂的邂逅中，她仍然慢慢地对一些客户的喜好略知一二。

她说，有些顾客看起来正经八百，但有奇怪癖好，要求她穿黑丝袜，玩虐恋。有人甚至让她角色扮演妈妈、女儿，在提供性服务时喊他们为“儿子”“爸爸”。

她说：“身为一个服务提供者，只要不是太过分，我尽可能满足他们的欲望。”

卖淫嫖娼在中国属违法行为，但这并没有妨碍性产业的蓬勃发展。英国非政府组织国际性工作者联盟估计，中国性工作者人数超过500万人，位居全球之冠。排在第二位的是另一个世界人口大国印度，但人数上明显少于中国，预计有300万人。

中国没有关于性工作者人数的官方数据。根据《中国统计年鉴》，中国公安处理的卖淫嫖娼案件数量在过去10年来持续增长，从2013年的8万4375起，增至2022年的15万2130起。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长期研究中国性工作者与产业。她接受《联合早报》访问时指出，性产业存在是为了满足部分社会群体的性需求，随着中国男多女少、性别失衡的人口结构问题日益突出，越来越多单身男性会选择召妓释放性压力。

卖淫嫖娼是世界许多地方存在的社会现象，在中华文化中也有超过3000年的历史。丁瑜指出，性作为人类本能需求，有关产业从古至今一直存在，但随着中国经济和社会快速发展，提供性服务的群体与十几年前相比，已发生微妙变化。

卖淫行业更透明专业化 性工作者有更大自主权

她指出，过去从事性工作的女子更多是迫于无奈，文化水平和教育程度不高，又不愿意到工厂打工，才选择走上这条路。现在很多性工作者的教育水平和家庭背景并不差，更多是因为就业大环境恶化，需要不同的赚钱途径来获取自己所要的生活方式。

科技和互联网平台的普及化大大降低了卖淫的门槛，让各路女子都能加入，也吸引了不少人兼职。据说，有大学生甚至晒出自己的学生证，供嫖客验明自己的年龄和身份。《联合早报》无法确认这些信息是否属实。

有意提供性服务的女子只要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出广告，即可直接与嫖客沟通、进行交易。这样的模式消除了性行业之前像“鸡头”（即皮条客）或“妈妈桑”那样的中介角色，让性工作者在营销和服务方面拥有更多的自主权。

丁瑜说：“整个卖淫行业的运作方式变得更透明、专业和模式化。我相信这会是这个行业未来的发展方向。”

为了避开监管，性工作者的广告一般在中国境内被禁的通讯应用Telegram（中国称为“飞机”）群组内发布。这些公开群组以“学生交流群”的幌子命名，按地域划分。大多数中国城市都有至少一个服务当地的群组，有些甚至可细分到城市的不同行政区。

琪琪会定期在“飞机”上传自己的照片、视频、个人信息和“课程表”来招客，但她坦言这类应用需要“翻墙”才能使用，客源并不多。她透露，目前业界在使用一款无需翻墙、但鲜为人知的应用接单拉客，进行性服务配对。

通过这个渠道，琪琪每天可以接到三四名客户。除非到外地旅游，或休“红色假期”（女性经期），她几乎每天都会接客，每月的收入平均约五六万元，最高时可达10万元。

琪琪指出，她的收费在业内属于“高端”，但强调这样的收费标准和她的颜值和服务水平无关，而是她所在“大圈”的基本收费。所谓“大圈”，是应用一个聊天群的名称，里面汇集数以万计的性工作者和嫖客。

她说：“在里面的每个人都可以接单，也可以当中介。我们互相介绍，好处也彼此分享，可以赚比较多，不用让第三方抽成。”

不过，要进入这个圈子并不容易。首先，要使用这款应用的新用户，都必须有“邀请码”才能注册。

《联合早报》记者以潜在客户身份向数名兜售邀请码的卖家联系时发现，邀请码的市场售价是500元，要想被拉进“大圈”群组还有额外3000元的费用。

那么高的“入圈”门槛是为了避免闲杂人等以及监管找上门。当记者抱怨收费高时，一名卖家回应称：“拉你进去我可是要担保的。”

在三次采访过程中，琪琪对敏感和私人问题都能侃侃而谈，唯独在谈到这款应用时显得有些避忌。她说：“这款应用在过去几年已换了三次。我不希望它曝光，被警察盯上，连累几十万人的饭碗被砸。”

另一方面，网络平台的兴起也促使许多不法分子以卖淫为诱饵实施诈骗，行骗手段随着科技进步日异月新。

一名坦承平均每月都会接受性服务的深圳商人黄杰（化名）受访时指出，即便网络上的选项更多，他还是会选择通过夜总会这类传统渠道，由熟悉的妈妈桑介绍卖淫女子。

他说：“线下的交易安全很多，可以直接挑选心仪的女子，比较不可能出现货不对办和被骗的情况。我们都是出来放松心情的，如果过程中还一直要担心这担心那的，岂不是本末倒置？”

性工作者：不敢再幻想爱情与婚姻

作为一名性工作者，情感上的抽离是“基本功”。但要真正达到这种境界，必须付出巨大的代价。

高额的金钱回报是琪琪（化名）愿意承受内心痛苦挣扎的动力。她说：“其实以前我算是挺传统、有点矜持的人，从来没想到会变成这样……但我现在有了钱，什么都不计较了。”

作为独生女，琪琪一直是父母的掌上明珠，生活丰衣足食。不过，她14岁时母亲因嗜赌成瘾，欠下巨额债务，最终闹得家庭破碎，财产也散尽。

“我们家公司的股份被我妈一上头全部转让出去，家里从很有钱一下子变得一无所有，父母也因此离异。我一夜间从什么都不会干的公主，一下子变成女仆，连学费和生活费都得自己想办法。”

琪琪在高中时就开始在夜总会陪客人喝酒，赚钱帮补家用。毕业后开始做各种兼职，也经营足疗店和美甲店等。

命运弄人，琪琪在2020年步母亲后尘，迷上网络赌博，一年内把积蓄输光，欠下超过500万元赌债。

在她求助无门时，一名从事性工作的朋友建议她“下海”试一试，毕竟她急缺钱，条件也不错。“我当时欠下的债务太多，很害怕也没多想，就和她来到了深圳。我开始时什么都不会，后来就慢慢懂了。”

如今的琪琪已摆脱缠身债务，但这些年来靠卖淫赚钱，钱来得快去得也快，每个月开销超过4万元的“大手大脚”生活习惯已让她无法从这个行业自拔。

她说：“我还是很好赌，每几个月都要去澳门赌一两手。赌博的快感比做爱刺激多了，玩百家乐翻开底牌赢钱的那一瞬间，胜过性高潮。”

和大多数女性一样，琪琪也渴望陪伴和爱情。但她深知，走上卖淫的道路后，人生轨迹已发生重大改变，孤独是必须接受的事实。

琪琪的最后一段恋情是在2021年，当时她刚入行不久，不小心与一名熟客发展为男女朋友关系。“当时我还没有那么老练，在一起时间长了就日久生情。”

不过，这段恋情维持一年多后就结束，还是琪琪主动提出分手。“其实他对我很好，不妨碍我工作，还给我钱花。但我终究觉得我们不会有什么结果，在一起没意思。他的存在反而会让我分心，影响我正常接单，挣钱还要顾及到他的感受。”

有过一次经历后，琪琪清楚意识到，与客户动真情是性工作者的大忌，并拒绝与客户有性交易之外的接触。平时没有什么其他社交的她也放弃了找对象的念头，对爱情、结婚不再抱有任何幻想。

“要隐瞒（从妓的经历），说实话以我的性格我做不到，肯定会露馅；不隐瞒，要人家直接接受我，我想应该很难。我们干这行的都是出来混的，必须付出代价。如果以后真的找不到男人也无所谓，反正我都一个人习惯了。”

交易后清除通讯信息 免留数码痕迹

网络平台让卖淫变得更容易的同时，技术的进步也使监管跟上步伐。数码足迹有如性工作者抹不去的影子，记录着她们生活中的一点一滴。

在互联网时代，人们生活的各方面，从出行到消费，都离不开手机和应用。所留下的数据，也成为执法人员开展“扫黄”专项行动时可利用的铁证。

所谓大数据扫黄，就是通过收集和分析网络上的海量数据，利用算法模型识别出涉黄内容，并采取相应措施。有关官方也可对用户的上网时间、地点、频率等进行分析，从而判断用户是否有异常或可疑行为。

有报道称，中国演员李易峰2022年嫖娼被拘留，就是栽在大数据扫黄侦查手段上。

性工作者琪琪（化名）受访时指出，现代科技让她们能够更好地宣传、拉客，但数据留下的痕迹也带来了摆脱不了的心理压力，她无时无刻不在担心可能被捕。

琪琪为避免自己被执法人员盯上，在微信上不会和客户闲聊，即使沟通确认服务地点和时间时，遣词用句也格外小心，不会提到任何敏感话题，以免账号被指散布淫秽、色情内容被封。

她说：“我也是从经验中总结出来的，我这几年被封的微信号有至少十几个。”

中国的无现金支付领先全球。官方数据显示，中国移动支付普及率在2023年底达到86％，居全球第一。这在为人们带来便利的同时，也使卖淫等非法活动的交易无所遁形。

琪琪指出，在现今的中国社会，要求客户以现金付款几乎是不可能。为确保客户可以支付转账，琪琪通过一些渠道注册了五个微信号，在不同时候交替使用。

她说：“我这样做是为了避免被大数据算计。像我这样的用户，每到晚上都有大金额转进来，地点总是在公寓内，如果只有一个账号，难道不是很明显吗？”

琪琪在每次完成交易后，都会清除与客户的所有通讯和交易信息，以免留下数码痕迹，希望以此能避免被捕时证据确凿。

系统侦查涉黄案底者登记酒店 公安将展开突击检查

根据中国法律，卖淫和嫖娼虽然违法，但不构成刑事犯罪。违例者可被拘留多达15天，并处5000元以下罚款。情节较轻的，拘留天数则达五天，或者处500元以下罚款。

琪琪指出，虽这类刑罚表面上看似不算严重，但一旦有涉黄案底，受到官方监管的力度会大大提高，在外的活动也可能会受限。

她举例，只要公安系统察觉到有卖淫案底的人员在酒店登记，就算当事人是在旅游而没有接客，也会有人上门进行突击检查。

她说：“其实我们能做的只是把表面的证据删除，如果官方真的要查，我们是跑不掉也藏不住的。”

中山大学社会学与社会工作系副教授丁瑜受访时指出，卖淫嫖娼是一个复杂的社会现象，既有推动消费促进经济、满足人们生理需求的因素，也涉及到女性尊严、自由、平等等伦理道德问题。

中共1949年建政后，就着手采取一系列行动，清除中国大陆的卖淫业，并将卖淫嫖娼活动的消失，视为新旧社会价值的差异与分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革新与胜利。

丁瑜认为，基于这样的政治背景，卖淫在中国很难合法化，但考虑到监管这个行业必须投入巨大人力资源，以及随之而来的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官方并不会进行太严格的管制。

她说：“现在大家都处于一种小心翼翼的状态，只要不是太离谱，官方更多是睁只眼闭只眼，不会有什么大规模扫黄或其他大动作。性产业将一直存在于灰色地带，不会有太大的变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