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独角兽哪去了？

中国官方5月23日在济南召开了一场企业和专家学者座谈会，市场派经济学者周其仁的亮相引发关注。会议结束五天后，官媒《人民日报》在一篇关于座谈会的观察稿中披露了一个细节，在网上再度引起热议。

报道提到，中国官方在会议上听到关于创新与投资的发言后追问：“我们的独角兽企业新增数量下降的主因是什么？”报道没有进一步透露会议是否围绕这个话题进行讨论，只是模糊地提到：“问题是时代的声音。‘问题清单’亦是‘改革清单’。”

独角兽企业一般上是指成立10年以内，估值超过10亿美元的非上市初创企业。这些企业最大的特征是创新性强、发展速度快，在科技属性或商业模式上往往带有颠覆性和引领的色彩。独角兽企业的数量，常常被视为一个经济体科技创新活力的体现。

在独角兽领域，中美一度呈现两强争霸的局面。胡润研究院在2019年10月首次发布全球独角兽榜单时，中国以206家独角兽企业位居榜单之首，以微弱优势领先美国的203家。

不过，过去五年美国不仅反超中国，而且在独角兽企业的数量上，与中国的差距越拉越大。

根据胡润《2024全球独角兽榜》，美国以703家独角兽企业一骑绝尘，虽然中国仍位居第二，但只有340家，数量不及美国的一半。从增长的角度看，美国在过去五年培育了500家新的独角兽企业；中国只增加了134家，而新增的这些独角兽企业中，多数是在2020年和2021年出现的。

为何最近这几年中国独角兽增长放缓？面对这个问题，互联网上有很多抱怨声，归纳起来，多数指向“国进民退”的大环境、政策大开大合的不稳定性、民营企业经营环境的恶化，以及社会缺乏鼓励创新的宽松氛围等。

一些经济学者则从更技术的角度，归纳出各种原因，包括全球经济周期调整，使得投资者的风险偏好发生变化；流动性不足、外资投资减少，让过去常见的高估值泡沫磨破灭；中国收紧首次公开募股（IPO）政策，上市退出路径不明朗，投资者对于投资初创企业的前景不确定等等。

在济南的这场企业和专家学者座谈会，是为即将在7月召开的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收集各方意见，酝酿新一轮改革，而即将出炉的改革清单，到底会列入哪些条目，尤其在民营企业经营环境上，会有哪些改变深受关注。

市场心照不宣的一个担忧是，领导层发出关于独角兽新增数量下降的诘问，到底释放了什么信号？站在高层的角度，这个问题的答案到底是藏在市场和民间，还是在藏在官方的政策中？如果是前者，那么政策纠偏的可能性还有多大？

在经历了前几年互联网、教培等行业运动式的整顿后，市场对于官方对民企和民营经济的态度存疑，民营企业家犹如惊弓之鸟，一些人在不确定的环境中“躺平”了，还有一些干脆带着资本“润”到了国外。

客观地说，官方还是在鼓励民企发展，也不断强调要营造好的营商环境，例如要破除民企公平参与市场竞争的制度障碍等。在互联网浪潮褪去后，中国也涌现出一些新的独角兽，例如在新能源、人工智能等行业的明星企业。但对于民企的发展，官方也制定了方向，换句话说，民企得跟着官方的指挥棒走。

指挥棒所指的方向，在本周二（6月11日）中央全面深化改革委员会会议中说得很明白。这场会议通过了《关于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的意见》。据新华社报道，作为中央深改委主任的中国官方在会上强调，完善中国特色现代企业制度，必须着眼于发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制度优势，加强中共的领导，完善公司治理，推动企业建立健全产权清晰、权责明确、政企分开、管理科学的现代企业制度。

在民企发展上，会议指出，要鼓励有条件的民营企业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完善法人治理结构、规范股东行为、强化内部监督、健全风险防范机制，注重发挥党建引领作用，提升内部管理水平。说得直白一点，在官方看来，企业要迈向现代化，是要“讲政治”的。

要求对企业加强中共领导，在民企发挥党建引领，这些方向具有鲜明的中国特色，也是官方正在推进的中国式现代化的一部分，它与西方世界所熟悉的现代企业治理和国家现代化路径存在矛盾。基于历史的原因，中国企业家对意识形态的导向是很敏感的。这个方向最终能否闯出一条路，鼓励民企壮大、为初创企业提供发展为独角兽的土壤，最终还是企业家说了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