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丹旭：中国经济寒冬难熬？

北京上星期天（3月24日）召开了备受瞩目的中国发展高层论坛，80多名跨国企业高层参会，当中包括苹果、高通、黑石、辉瑞等国际大公司的高管。

这些业界大佬前往北京，一个主要目的是“探温”中国经济。面对国际商界领袖，中国总理李强在论坛上作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巨大的市场和长期增长前景，为中国经济信心喊话。

中国中国官方随后于3月27日，在北京集体会见了美国工商界和战略学术界代表。他在会见中强调，中国经济“过去没有因为‘中国崩溃论’而崩溃，现在也不会因为‘中国见顶论’而见顶”。

不过，这些国际商界领袖被说服了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资深记者卡鲁索-卡布雷拉（Michelle Caruso-Cabrera）星期四（3月28日）在社交媒体X上透露，一名刚刚去北京参加论坛并与中国官方见面的美国企业总裁私下坦言，中国的商业情况仍然惨淡，对经济的信心很低。

无独有偶，星期四在新加坡举行的一场由《联合早报》和通商中国主办的“解读中国两会”论坛上，有与会者也分享了去年底到中国各地走一圈，与各行各业民营企业家接触后的观察：官方信心喊话是一回事，民间的感受却是如人饮水，冷暖自知。

不过，当天参与论坛的嘉宾在回应这名与会者时提出的看法，提供了一个新的视角：中国当下经历的不是周期性调整，而是一场结构性的、发展模式的转变；对很多既得利益者来说，过去十年二十年的赚钱模式可能不管用了。无论是中国国内的企业还是布局中国的外企，首先要做的是接受这个现实，继而想办法调试，冬去春来总有时，但不转型就会被抛下。

仔细想来，对中国经济的失望情绪大概是从去年中开始蔓延的。中国走出疫情后，外界原本都等着一个高速增长的中国回归，但事与愿违，失望的情绪快速蔓延，信心一再受挫。

中国经济增长不及预期，一方面是疫情造成的“长尾效应”，另一方面也是因为更为严峻的外部形势，但同时也别忘了，其实在疫情之前中国经济已经开始减速，好些政策已在转向。

2017年的中共十九大提出“高质量发展”，表明中国经济要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这个过程中，中国逐渐抛弃不惜环境代价追求增长、“唯GDP论英雄”的思维，也希望逐渐退出出口创汇、地产基建的旧增长模式，转而寻找依靠高端制造业和消费的新增长模式。

逐渐退出舞台中心的最典型行业是房地产，而逐步走向舞台中心的是新能源车等新兴产业。过去几年，新能源车产业在官方政策的扶持下，经历爆发式增长。中国去年成为全球最大的汽车出口国；电动汽车巨头比亚迪取代了特斯拉，成为全球最大的电动汽车销售商。中国电动汽车“卷”到海外市场，甚至在欧美国家引起倾销的担忧。

中国经济的结构性调整有自身发展的需要，国家发展到这个阶段，需要从产业链的低端和中端，迈向附加值更高的产业链高端。另一方面，面对科技创新变革和复杂的地缘政治竞争，中国也会把更多的资源投入到半导体、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等未来可能决定国家之间实力强弱的产业中。

新旧动能的转换、产业的更替、政策倾向的调整，都意味着在旧模式下行得通的做法可能行不通，之前能轻易获得资源、实现高速增长的行业可能会陷入长久的寒冬，而一些能适应新发展要求的行业，可能已经迎来新的春天。这相信就是分析人士所说的，企业必须接受的现实。

但话说回来，这样的大环境是企业在这个时代里无法回避的，时代的尘埃落到每一个人的肩膀上，到底有多沉重，也只有身在其中的人自己知晓。一些现实的问题包括，转型带来的阵痛会持续多久？眼下好些企业，尤其是经历着困境的中小企业，并不是每一个都能在夹缝中生存下来，它们要怎么找出路？这些企业里的打工人又要怎样过冬？

同样不得不警惕的是，这场经济上的结构性大调整要如何循序渐进，避免疾风骤雨，尤其是避免违背市场规律的强转型。在看似正当的初衷下，为了达到目的而直接动用行政权力加以干涉，而非以市场规律引导、驱动，往往会带来反效果，之前官方对平台经济、教培等行业的整肃就是前车之鉴。说到底，经济转型是一回事，如果转型过程中流露出权力的傲慢，只会更打击社会的预期，让大家对熬过这个冬天更没有信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