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公立医院欠薪危机蔓延？

网传四川遂宁星期二（12月26日）出现“医护人员坐窗台边，以跳楼方式讨薪维权”的视频，引发关注。

遂宁市卫健委当天就此事发布情况通报，证实事发地为当地镇江寺社区卫生服务中心，但称“讨薪”等说法不属实，是“部分医护人员对划转调整事宜存在异议”。

但网民对卫健委的说法并不买账。视频显示，多名医务人员当天爬至医院大楼窗边，警察在楼下疏散人群并设置警戒线，消防人员也布置了救生气垫。一些网民就此调侃，坐在窗边不是为讨薪，难道是在擦玻璃？或是行为艺术？

中国公立医院拉开年底讨薪大潮

在遂宁发生疑似医护人员讨薪事件前，中国近期已发生多起医院讨薪或欠薪事件而在网上掀起舆情。

今年11月1日，中国三级综合医院湖南益阳康雅医院被爆欠薪以及解聘700多名员工。不少医护人员当时发文称：“被医院单方面解除合同，一夜之间被迫失业。”

湖南康雅医院曝出欠薪消息两天后，河南汝州妇幼保健院员工11月3日在医院门口举起横幅，高举喇叭呼喊“生活无法维持”的视频在网上疯传。

汝州市妇幼保健院相关工作人员称，医院已拖欠工资一年多，医保、公积金等亦未予缴纳。

当地卫健委相关工作人员回答媒体“拖欠工资原因”的问题时直截了当地说：“没钱。”当被问“医生的诉求怎么解决？”对方则回答：“不知道。”

汝州妇幼保健院讨薪维权事件发生约两周后，山东烟台肺科医院同月23日被爆拖欠职工六个月工资，并且前几年的精神文明奖和考核奖也未发放，导致职工“基本生活没保障”。

烟台市芝罘区卫生健康局证实了这一消息，并称目前医院正多方协调筹措资金，争取早日发工资。

甘肃省平凉市泾川县中医院本月15日也曝出拖欠职工工资，绩效15个月未发且还在继续，临聘人员每月仅有1000多元（人民币，下同，190新元）的工资，基本生活无法得到保障。

泾川县委办公室随后回应解释，由于财政补助不足，拖欠绩效工资实属无奈，目前正逐渐补发拖欠绩效。

中国二级公立医院的生存状态

中国公立医院按照医院功能、设施、技术力量等通常被划分为一、二、三级，其中三级医院级别最高，二级次之；在三级医院中，又以三级甲等医院等级最高。

前述四家发生欠薪事件的医院中，除了湖南益阳康雅医院，其余三家都属于二级医院。

数据显示，中国二级医院的亏损情况在疫情爆发后的两年明显恶化。

中国国家卫健委办公厅今年4月公布的《关于2021年度全国二级公立医院绩效考核国家监测分析情况的通报》显示，有43.87%的二级公立医院出现了亏损情况，这个比例与上一年基本相当。而疫情前2019年的亏损率仅为24.59%。

医院收入因疫情冲击遭到锐减，雪上加霜的是，地方财政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了困难，导致依靠差额拨款的二级医院财政支持也被收紧，处境更加艰难。上述涉及欠薪的三家二级医院是典型例证。

据《2020年度烟台肺科医院决算》报告，医院受冠病疫情影响，住院收治工作全面停止，全院只留门诊部维持结核病及精神病诊疗工作，“住院病人的锐减，导致我院医疗收入直线下降”。

烟台肺科医院2020年事业收入为1972万元，比上一年减少了618万元。此后两年，医院事业收入分别为1847万元、2110万元，均低于疫情前的收入水平。

同时，烟台肺科医院的财政拨款收入也被砍掉近一半，从2020年的1403万降至2022年的747.93万元，财政拨款收入占比由41.57%骤降至 25.23%。

河南汝州市委副书记、市长刘国朝和副市长郑华永上月在一档节目中对当地妇幼保健院拖欠工资一事回应称，去年以来，受出生人口下降、疫情冲击等多种因素影响，医院业务急剧下降，收入锐减，导致入不敷出。

汝州市妇幼保健院在去年财政拨款收入支出总体情况说明中指出，收入下降的主要原因是“按照财政规划逐年压缩预算收入”。

甘肃泾川县委办公室也称，近年来受疫情等因素影响，（欠薪）医院收入锐减，财政补助不足，单位正常运转困难。

中国国家卫健委发布的监测通报还显示，部分二级公立医院存在内部管理能力不足的情况。具体到能耗支出方面，二级公立医院万元收入能耗支出2021年为126.89元，比三级公立医院万元收入能耗支出高近30%。

一些业内人士认为，跟许多事业单位相似，不少二级医院也存在人力资源构成不合理，冗员过多的问题，导致其管理效率低下，影响收支。

此外，也有舆论认为，中国国家医保局2021年印发的医保支付方式改革方案，也间接影响了医院和医生的收入。

分析指出，新的支付方式确定了每一个病种的医保支付标准，这意味着医院收入的增幅将面临“天花板”，难超出顶限。同时，当某个病例的治疗费用高于医保标准，高出部分则由医院承担。而在一些实际操作中，医院又将超标部分分摊到责任科室，造成相关人员的绩效工资和奖金被扣减。

二级公立医院的宿命和危机的蔓延

根据第一财经报道，陕西山阳县卫健局原副局长徐毓才今年4月受访时说，二级公立医院2021年的亏损是业界意料中的事，但即便在冠病疫情前，二级公立医院的生存压力已日益显著。

在这种压力下，不少二级医院正在探索转型，例如转型为专科医院或康复机构、老年护理医院等。

但有分析指出，这种成功的案例目前几乎都集中在上海和北京这类人口密集的大城市，对于大量身处县城的二级医院来说并不是能够借鉴的解决方案，更多的二级医院可能最后难逃消失的命运。

除了转型路上遭遇挫折外，二级医院的欠薪危机还有向三级医院蔓延的趋势。

中国头部眼科、三甲医院北京同仁医院今年8月底宣布，全院职工绩效奖金和夜班费大减50%，引发医生不满。

尽管医院事后补发了夜班费，并承诺明年1月将被扣除的金额补发，但仍让医护界感受到一股寒意。

中国其他省份的一些三甲医院医生担忧，“像帝都（北京）这样的大医院，工资高，有的降，但我们这种三四线地级市，工资本来就不高，还有降的余地吗？”

中国正从三年疫情中缓慢复苏，而曾为抗击疫情作出巨大牺牲和奉献的医护人员却疑因讨薪坐到了窗台边。这种“行为艺术”折射出中国医护工作者的辛酸和艰难。正如一网民留言感慨那样：谁能想到“打响年底讨薪第一枪”的是医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