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察：被遗忘的第一代农民工

伴随着改革开放进城务工的第一代中国农民工老了。

中国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最新调查显示，中国50岁以上的农民工有约8632万人，很多仍在打工。十年后，他们都将迈入60岁。

最近，一篇自媒体文章，让被很多人遗忘的第一代农民工问题，重回大众视线。

谁是第一代农民工？

文章一开头提到的小区保洁老赵，2000年从河南驻马店去到北京，23年间做过门卫、绿化、保安，49岁还没攒够钱结婚，一个人住在没暖气的10平米地下室。

老赵未来的养老金只有每月100多元（人民币，下同，18.68新元），因此打算打工到70岁。

像老赵这样，生于1970年代之前，在80年代至90年代进入城市打工的农民，被称为“第一代农民工”。

不同于之后的第二代、第三代农民工，第一代农民工外出务工是为了解决家庭生计问题，赚钱用于整个家庭经济开支，因此也被称为“生计型农民工”。

根据国家统计局今年4月发布的《2022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在2022年2亿9562万中国农民工中，50岁以上的有8632万人，占比29.2%。

安徽师范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学系副教授仇凤仙调查发现，第一代农民工近四成集中在建筑工地，还有的做餐厅服务员、保安、保洁、个体户，在工厂做技术工人的占18.9%。

仇凤仙被中国媒体形容为第一代农民工的“画像者”，她自2015年起重点关注第一代农民工生计问题。在与200多名农民工访谈，发放了2500份问卷后，她撰写的《第一代农民工可持续生计研究》今年6月出版。

在仇凤仙看来，第一代农民工的最大特征是，个体生命历程完整经历了国家社会变迁的过程。

在城乡之间摇摆

第一代农民工的经历与中国改革开放的历程几乎同步，恰逢中国城市发展最快的30年。

但同时，他们又处于被动之中，无法连续、稳定地工作，在城乡之间来回摇摆。

仇凤仙今年5月在“一席”演讲中，提到了影响第一代农民工进城的几个阶段。

中国户籍制度1958年出台，将人口分为城和乡两个管理区域，农民被制度捆绑，不能到城市工作。改革开放后，农村实行土地承包制，农民逐步可以进城务工、经商。

大量人口涌入城市，带来了城市管理和秩序问题，为了缓解这些问题，官方也曾一度出台过限制农民工进城的政策。

到了1992年时，由于农民的收入很低，政府又开始打开城市的大门，鼓励、引导和实行宏观调控下的有序流动，之后在1993年、1994年连续两年出现农村人口外流大潮。

90年代中期，城市经济体制改革和股份制改革带来下岗潮。为保障下岗人员再就业，一些城市再次限制单位招用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往返于城乡之间的情况，被仇凤仙概括为：“一旦城市有风吹草动，农民工就马上回家；城市感冒，农民工先吃药。”

第一代农民工的困境

仇凤仙在书中，概括了第一代农民工的几大困境。

首先是健康问题。大部分第一代农民工从事高强度、高风险、高污染、低收入的“三高一低”工作，伤病随打工累积。

虽然有伤病，61.4%却认为自己“身体健康”，63.4%在务工地城市看病零次，58.5%选择“能忍则忍”。

很多农民工从不会因为小伤痛回老家，生怕花路费、耽误赚钱；在大城市进医院看医生更是心里慌，担心微薄的打工收入都不够付医药费。

面向农民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保险政策，由于是属地化报销和管理，与户籍挂钩，并不适用于流动性高的农民工。

第一代农民工还面临没有存款的问题。为了负担孩子的教育、房子、婚礼，他们本就不多的存款被掏空。

根据仇凤仙的调查，15.2%的第一代农民工没有存过一分钱；存款在5万元以下的占55.2%。

没有存款又导致了第一代农民工退休养老的问题。仇凤仙问卷里的“什么时候停止工作”的问题，60.7%的第一代农民工回答“干到干不动为止”，还有76.1%的农民工说60岁不回家休息。

虽然超过六成的第一代农民工都参加了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简称“新农保”），但由于普遍缴费比例不高，最后实际能拿到手仅有百余元甚至更低。

为了快速累积积蓄，他们纷纷到薪水更高的建筑工地打工，但2019年起建筑业对超龄农民工的“清退令”，把60岁以上的农民工拒之门外。

第一代农民工的未来在哪里？

除了学术界对第一代农民工的关注，中国媒体和政府其实很早就注意到了这个问题。

《南方周末》2009年曾报道过重庆万州七名矽肺工人的维权之路，其中五人都在维权路上相继死去。

官媒《人民日报》2016年写过农民工异地务工报销难，几乎从不做体检的问题。《工人日报》2022年3月发文《多地发布建筑业清退令，超龄农民工路在何方？》，探讨“清退令”对超龄农民工的影响。

中国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2022年11月曾出台《关于进一步支持农民工就业创业的实施意见》，提出要做好大龄农民工就业扶持。

《工人日报》2022年也刊文提出第一代农民工的两种出路：就地转型岗位或返乡就业参与乡村振兴。

仇凤仙今年5月接受《成都商报》专访时也建议，第一代农民工回乡后，给他们再造“生计机会”，让他们在乡村还能继续工作10年，从60岁干到70岁，10年间又可为自己养老做储备。

但问题是，农村有那么多就业机会吗？过去需要几十人耕种的土地，现在可由一人完成。乡村萎缩的背景下，回乡农民工可能面临着再次被抛弃。

中国资深媒体人胡锡进星期四（7月6日）在公众号发文说：“唯一的办法我认为是继续推动经济较快增长，并在这个过程中加强公平正义的调试，决没有第二条路。”

仇凤仙在报告最后，将第一代农民工面临的困境概括为“社会脆弱性”，即他们的处境和未来是一个时代性的问题，不是个人能决定的。

第一代农民工抱着追求更好生活的憧憬，投身中国发展的时代洪流，经历了颠簸的一生，很多人最终还是没能迈上更高的阶层，甚至无法决定自身的处境。他们所面对的种种问题很难在短时间内解决，但当中国吹响“共同富裕”的号角，又怎能对这个特殊的群体视而不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