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黄小芳:疫下高考的难题


 新闻归类:中国聚焦 |  更新时间:2022-05-21 07:21

芳生说

“考生若为新冠肺炎(新加坡称冠病)阳性感染者及其密切接触者、密接的密接,或为天津健康码‘红码’,或处于集中隔离、居家隔离状态,或处于天津市封控区内,亦不得参加考试。”——本月18日,天津市春季高考网站一则针对涉疫考生的“禁考令”,在网上引起轩然大波。

舆论批评防疫条例剥夺了学生基本的考试权,冲击了全社会“对考试公平底线的认知”。迅速升温的舆情令天津政府在19日凌晨政策急转弯,表明将为涉疫考生重置考点;中国官媒相继转发天津修改条例的消息,试图为舆情灭火。

这并不是这轮疫情中,首个引起舆论关切的高考消息。本月7日,上海宣布把原定于6月7日起举行的上海市高考展延至7月7日至9日后,网上也出现两极化反应。

部分上海考生对延期安排表示欢迎,但也有网民批评这项措施对其他省份的考生不公平。这波疫情已波及西藏以外的所有省份,各地考生都受到封控措施不同程度的影响;一些人因此质疑,若上海高考可以延期,那能否也让其他省份的考生有更多时间备考?

中国民众防疫的承压能力极高,对反复的核酸检测、严格的居家隔离等防疫措施带来的不便都高度配合与理解;但一触碰高考议题,民间情绪就变得格外敏感。

高考为何如此紧密地牵动中国民众的敏感神经?原因在于,高考制度恢复实施40多年以来,一直是中国保障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的根本制度。尤其是对中下阶层的考生而言,高考是他们晋身重点大学,进驻一二线城市,改变个人和全家命运的关键途径,因此在不少民众心中有着神圣不可侵犯的地位。

中国政法大学教授赵宏昨天在澎湃新闻就高考课题发表评论文章,强力捍卫考生的考试权。

他指出,考试是中国人才选拔最核心的方式,这使考试演变为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公民参加考试的权利是中国“教育平等最重要的呈现之一”。考试权就如其他基本权利一样,不能任由公权机关随意处置和限制。

赵宏强调,如果要取消冠病阳性感染者以及密接、次密接等考生的考试资格,必须要有由全国人大或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法律的授权,不能仅仅依照防控指挥部的决议或工作要求擅自处置。

中国高考的报考人数去年达到1078万人,今年的报考人数预计将再创新高,增至1120万人。高考的安排不仅可能影响这些考生的个人命运,更涉及中国社会公平和阶层流动这些更深层的课题。

这是高考连续第三年受疫情影响,2020年冠病疫情暴发初期,已经开始有舆论关注疫情对高考制度带来的潜在冲击。

2020年初开始,大部分学生因疫情转为线上课。有媒体报道,一些家庭条件较差的应考生在疫情之初较难适应线上课,一些例子包括他们家中网络较不稳定、家里同住的人较多难以集中精神,以及没有额外资源聘请私教弥补线上课的不足。

相较下,富裕家庭更容易为孩子提供良好的居家学习环境和资源;这意味着,少了校园和教室这个平等的空间,家庭条件将对考生的学习效率和成果产生更直接的影响,社会不平等问题可能因此加剧。

和过去两届高考生不同的是,今年的应考生几乎在疫情中度过了三年的高中生涯。线上课成为他们学习的一种常态,家庭条件带来的差异,可能在他们身上有更明显的体现,对他们的高考成绩乃至长远人生的发展都可能产生更大的影响。

疫情削弱教育体制的公平性、加剧社会不平等的问题,并不是中国独有。在疫情暴发后,荷兰、德国、丹麦、印度等国家都有研究团队就此课题展开研究。

不过,中国高考极度激烈的竞争及庞大的规模在全球少有,加上中国严格的防疫模式已经持续三年,“疫下高考生”逐渐形成规模越加庞大的一代人;因此学生之间看似微小的差异,都可能演变为波及面更广的社会问题,必须受到官方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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