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泽远：“70后”高官崭露头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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蓟燕春秋

中共省级党委换届目前正紧锣密鼓地进行，“70后”（1970年代出生）高官开始批量进入省级领导班子，在政坛上崭露头角。

10月份以来，新疆、河南、山西、安徽、江西、江苏、湖南、广西、福建、河北、西藏、云南、内蒙古等10多个省级党委完成换届。粗略统计，进入省级常委中的“70后”已接近30人。

多名“70后”进入省级领导班子，标志着中共高级干部队伍补充了更多“新血”，中国政坛开始了新一轮世代更替。

1949年中共建国后，曾在很长一段时间没有规范化解决中高层领导干部更替的难题。尤其在文革期间，最高领导人毛泽东为了扫除政治阻力，提拔了一批资历不深的中青年干部担任重要职务，取代那些不理解、不支持文革的元老。其中包括中共政治局常委王洪文、张春桥，政治局委员江青、姚文元。1976年毛泽东去世后，王张江姚作为“四人帮”被打倒，文革就此结束。

1978年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后，邓小平成为中共第二代领导核心，中国走上改革开放之路。当时，文革后重新掌权的老干部已进入暮年，干部队伍急需系统补充“新血”，选拔年轻干部成为重中之重。中共高层开始制定新的干部选拔原则和标准。

1980年8月，邓小平在中共政治局扩大会议上提出：选干部要注意德才兼备。“所谓德，最主要的，就是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党的领导。在这个前提下，干部队伍要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并且要把对于这种干部的提拔使用制度化。”1982年，中共十二大将干部“四化”标准，也就是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写入党章。

1992年春，邓小平在南方讲话中再次强调：“中国要出问题，还是出在共产党内部。对这个问题要清醒，要注意培养人，要按照‘革命化、年轻化、知识化、专业化’的标准，选拔德才兼备的人进班子。”

2002年，中共在十六大前制定了《党政领导干部选拔任用工作条例》，作为选拔干部的依据。2019年，习近平主导的中共，重新修订了这个条例，但“四化”标准一直是条例坚持的原则。

在“四化”原则的指导下，中共通过五年一次的换届，在各级党组织中实现了干部队伍的新老交替，避免了文革后领导层“断代”的局面再次出现。

按照不成文的规定，中共各级领导层换届时都有比较明确的年龄要求。一般而言，乡科级中，30多岁乃至20多岁的干部要占一定比率；县处级中，30多岁的干部要占一定比率；地级市、厅局级领导层，40多岁的干部要占一定比率；省部级领导层，50岁上下的干部要占一定比率。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中，50多岁的干部也要占一定比率。

如今，中共省级常委领导班子中的“70后”干部正处于50岁上下的黄金年龄段，他们中的多数将有望更上一层楼，在未来几年晋升正部级乃至更高职位。

已跻身省级常委班子的“70后”中，刘捷等几名新任省会以及副省级城市的“一把手”，前途尤被看好。

本月2日，51岁的刘捷从中共贵州省委组织部长调任浙江省委常委、杭州市委书记。这是刘捷继湖南、江西、贵州之后，履职的第四个省份。在中国政坛，多地、多岗位履职经历本身就是一笔政治资本。

刘捷在江西新余市主政时，曾为一个家庭陷入困境的米粉摊主站台，也曾和志愿者一起上山捡垃圾。有人质疑他这些举动是“作秀”，对此他回应称：“有人议论是他的自由”，“这说明大家关心你，实际上也是对我的鞭策，很有效的监督。”　　2016年，刘捷从江西省新余市委书记升任省委常委、省委秘书长，成为当时全国首位“70后”省级常委。2018年他调任贵州省委常委、秘书长，后担任组织部长。

杭州市不仅是省会，也是中国15个副省级城市之一。这些城市的“一把手”需要具备把握全局的能力，通常也比其他省级常委更有机会升迁。比如赵龙，今年1月从福建省委常委、副省长调任副省级城市厦门担任市委书记，10月就升任福建省代省长。

在新晋省会城市“一把手”中，1973年出生的刘洪建是最年轻的一位。刘洪建曾长期在福建工作，担任过福建省旅游发展集团有限责任公司总经理、南平市长；去年7月升任云南省副省长，今年5月升任云南省委常委、政法委书记，本月初又出任昆明市委书记，升迁之快令人侧目。

另一名新晋省会城市“一把手”的“70后”是中共山西省委常委、太原市委书记韦韬。韦韬今年2月才从正厅级的广西北部湾国际港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调任山西省副省长，10月升任山西省委常委，11月又出任太原市委书记。

在明年秋季中共二十大前后，除了省级领导班子，中央国家部委也将迎来换届。作为政坛新生代，“70后”在换届中的表现无疑将受到舆论关注。但整体上看，“70后”高官仍处于历练阶段，需要接受高层考察和社会检验。他们能否成为省级党政或中央部委主官，几年后才能见分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