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合早报

中信接管华融后 万亿华融将正式更名


 新闻归类:人物记事 |  更新时间:2023-11-30 09:19

高达528米的“中国尊”,正式名称为中信大厦,是北京最高建筑,也是中信集团总部所在地。来源:视觉中国

作者|温世君

编辑|陈弗也

出品|棱镜·腾讯小满工作室

11月28日,中国华融发布公告:将于12月15日召开临时股东大会,表决变更公司名称议案。据此前公布的方案,中国华融(China Huarong)基于“整体战略规划及定位”,“提升品牌影响力”等因素,拟更名为中信金融资产(CITIC Financial AMC)。

中国华融试图与过去的自己完全划清界线。原有司徽亦摒弃不用,更名后将挂上现任大股东中信集团的标志。

毕竟,“中国华融”四个字背负的,是前总裁赖小民的深深烙印。

家中搜出3吨现金,累计收受17.88亿元财物,为“建国以来腐败案件之最”,这是赖小民案的几个标签。财经杂志还曾引述关于赖小民“三个100”的说法:100多套房,100多个关系人,100多个情人。

2018年4月17日,赖小民被通知前往与中国华融总部一街之隔的(原)银保监会“开会”,被有关部门当场带走。该月底发布的,也是赖小民亲自审议通过的财报显示,截至2017年底,中国华融资产规模达到1.87万亿,位列AMC行业首位。

这成为2018年3月国家监委成立之后正式办理的第一个金融大案。10月15日,赖小民被双开,他当场说:“怎么处分(我)都不为过。”

2021年1月5日,天津市第二中级人民法院一审以受贿、贪污、重婚罪判处赖小民死刑。赖小民不服。后续节奏加快,21日二审驳回上诉,29日时年59岁的赖小民被执行死刑,成为十八大之后首个因贪腐被执行死刑的国家高级工作人员。

第二天,2021年1月30日,人民日报发表评论,措辞严肃:“通过一次明刑正法的死刑执行,赖小民案彰显正风反腐决心。”

在此前,中国华融乃至整个AMC行业,其实并没有太多被行业之外所熟悉。赖小民案之后,中国华融开启了大刀阔斧的牌照出清,随着这次更名,在中国AMC“江湖”纵横20多年的中国华融最终成为历史。

当然在奔腾的时代汪洋面前,这只是一朵小浪花。

谁是AMC?从万亿级“国家杠杠”起步

中国华融到中信金融资产的更名,有一点值得关注——新的英文名称CITIC Financial AMC,相较于之前的China Huarong,特别强调了“AMC”的身份。

AMC是英文Asset Management Company(资产管理公司)的简称。但要知道什么是AMC,不能仅看名字,必须了解中国金融业、银行业的历史。

从1978年到中国人民银行与财政部分立开始,中国银行业在逐步走出原有的行政体制、走向市场化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无法回收或者难以回收的不良贷款。

到1998年、1999年,国有商业银行不良贷款率已经高达33%和41%。同时,在世纪之交这几年,新的风险因素开始叠加:

国际上,东南亚金融风暴的警示,让当时国内相对脆弱的金融体系的风险进一步暴露,中国申请加入WTO谈判正在艰难进行之中,各项特别是金融开放的承诺也在议程之中;国内,98洪灾、国企改制、下岗潮、住房改革、通货紧缩……都让解决高额不良贷款,构建更加“健康”、真正“商业化”的银行体系迫在眉睫。

一场“国家级的债务重组”拉开帷幕。

逻辑非常简单:如果贷款无法收回,那么把这些“不良资产”从银行手里买下来,银行不就能甩掉历史包袱,轻装上阵,迈向21世纪了吗?。

谁来买?

1999年3月“两会”,时任国务院总理朱镕基在政府工作报告中明确提出,“建立金融资产管理公司,负责处理银行原有的不良信贷资产,对银行新增贷款质量实行严格的责任制”。

AMC(金融资产管理公司)由此开始登上历史舞台。

1999年,信达、华融、长城、东方四家AMC相继成立。四大AMC分别一对一、原价接手建行3730亿、工行4077亿、农行3458亿、中行2674亿不良贷款。此举一次性降低了四大行近1.4万亿的不良贷款,不良率整体降低了近10%。

钱从哪来?

财政部作为唯一股东,向四大AMC分别注资100亿元,同时中央财政担保四大AMC在央行获得6041亿元贷款;四大AMC同步向四大行和国开行发债8110亿元,以此“凑足”购买不良贷款的资金。

这是个万亿级的“国家杠杠”:四大行的不良资产从账面上消失,转化为四大AMC的债务。2002年3月,时任中国人民银行行长戴相龙宣布,到2001年底为止,中国国有银行不良贷款率降到25.37%。

每日经济新闻曾经采访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他回忆:由于最早四大AMC的员工都来自对应的银行,“快接收、快处置、处置完后回银行”成为当时普遍的想法。

但问题并不是那么简单。四大AMC要处理这些银行也束手无策的陈年旧账并非易事,何况这些不良资产很多来自计划经济转型市场经济时期,不仅有大量政企不分时代的历史贷款,而且部分国有企业早已负债累累,甚至在改革中消失。

以中国华融为例,从成立到2005年9月,累计处置不良资产2238.0亿元,回收现金455.2亿元,回收率仅20.34%——这还没有计算回收成本。实际上,到这个阶段,四大AMC普遍处于严重亏损的状态,而且还要偿还央行、四大行的贷款授信。

东方资产原总裁梅兴保在前述采访中也谈及了当时一些情况:由于四大行在股份制改造后人事制度发生变化,四大AMC的员工“回”到银行变得困难。同时,四大行最后一次福利分房在即,人心浮动。

2005年梅兴保出任东方资产总裁,谈到当时的管理思路:“公司的经营要搞上去,效益要上去。没有效益,其他无从谈起。”

更何况,按照最初的规划,四大AMC只存续十年——用十年时间,消化万亿债务。十年之后,怎么办?

AMC何来巨大能量?手握众多金融牌照的“金主”

十年之后,赖小民出场了。

赖小民此前一直在金融监管部门工作,一路顺风顺水。他17岁考入江西财经学院,21岁大学毕业进入中国人民银行。在“干部年轻化”的大潮下,24岁成为副处长,32岁成为处长,35岁就成为中国人民银行信贷管理司副司长,步入“高级干部”行列。

2003年4月,(原)银监会组建,赖小民也参与其中,随后出任第一任北京银监局局长、党委书记。

在走马上任华融资产总裁之前,他是(原)银监会办公厅主任、首席新闻发言人——赖小民口才非常好,经常公开脱稿演讲。即便是被宣布双规的当天,他在认罚的同时,还做了一个形象的比喻“脚上的泡都是自己走出来的”。

2009年1月19日,赖小民出任华融资产总裁。

这一年,他已经47岁,长期从事监管工作的他,非常清楚AMC当时的困境——不良资产处置的任务已经完结,下一步该怎么走?

2011年,赖小民曾经接受凤凰网专访,他说得很直白:“第一,不良资产处置政策性业务没了,断奶了,何去何从,往哪儿走?陷入迷茫之中,困难之中。第二,经营压力非常大,盈利能力非常弱。”

赖小民说:要“以利润论英雄”。他还说:“我过去都在银监会、人民银行,几万块钱,十来万(工资)我都要拿的,现在到这里(华融资产),企业呢,收入方面比过去好多了,高多了,所以我说我很满足了。”

但他并没有真的满足,华融资产和赖小民自己,也由此走上了不归路。

位于北京金融街核心位置的中国华融总部,这里距离(原)银监会一街之隔。来源:视觉中国

四大AMC在金融市场上的巨大能量,来自央企的信用背书,来自其能够跨越经济周期的巨大体量(很多民营企业就倒在经济周期上),来自“便宜”的资金成本(无论是银行授信还是自行发债),来自上一轮金融行业整体的“狂飙突进”。

但最基础的能量,来自牌照。

2005年前后,财政部开始逐步允许四大AMC进行商业化探索——但商业化业务要自负盈亏。无论是考虑到“为国化债”的需要,还是公司生存,叠加当时的金融监管环境和处置不良金融机构的“便利”,四大AMC开始掌握不良资产处置之外的金融牌照。

例如2023年刚在上交所主板上市的信达证券,成立于2007年。牌照和起步团队,就来自2004年信达资产托管出险券商汉唐证券和辽宁证券。华融证券同样成立于2007年,前身是华融资产托管的“德隆系”问题券商德恒证券、恒信证券。

掌握更多的金融牌照,就能参与更多的金融业务。赖小民接任总裁时,华融资产已经拥有华融证券、华融信托、华融金融租赁牌照。

赖小民上任后,无疑又加速了这一进程:

2009年,重组珠海市横琴信东房产实业开发公司,设立地产公司华融置业。2010年,重组湖南株洲、湘潭、衡阳、岳阳市商业银行和邵阳市信用社,成立华融湘江银行;同年,完成对海南星海期货经纪有限公司的重组,并设立华融期货;与重庆地方融资平台合资设立私募基金公司华融渝富。

2011年,华融资产开始启动股份制改革。

第二年“中国华融”正式挂牌成立,这代表着角色的转变——从政策性金融机构,正式成为市场化金融主体。2013年,华融国际在香港成立,成为中国华融境外发债募资、投资的主体。华融国际先后在2015年、2016年买下两只港股壳股,更名为华融金控、华融投资,前者持有香港金融1、4、6、9号牌照,后者主要从事股权投资。

到2015年在港交所上市时,中国华融也不再只依靠“辛苦”的不良资产处置,成长为手握众多金融牌照的巨大“影子银行”。

本质上,中国华融这时候已经成为金融市场上最有分量的角色:“金主”——这也是众人磨破赖小民门槛的原因所在,当然,他们不能空手而来。

正如赖小民后来忏悔:“金融行业天天跟钱打交道,而且接触的老板都是动不动几个亿、几十个亿、上百亿的,给你点钱对他来说小菜一碟,自己来说,觉得我支持他这么大,都是帮他发展起来了,我自己也是觉得很正常的了。”

拿人钱财,与人资金,用华融国际原董事长汪平华(亦被查)的话说,都是“老赖一支笔”说了算。这时候风控就不那么重要了。

没有了华融,但逆周期的不良资产生意还在

2021年4月1日,中国华融在港交所发布公告,因不能按时提交2020年报而停牌。当年8月18日,中国华融发布“盈利警告”。8月29日,2020年报姗姗来迟,中国华融在2020年确认资产减值损失1077.55亿元,集团净亏损1062.74亿元,归属于公司股东的净亏损1029.03亿元。

如果做个简单计算,中国华融2020年每天亏掉2.8亿。

更让外界震惊的是:前一年,也就是2019年财报,中国华融的净利润还是14.24亿人民币。就在这份惊天巨亏的2020年财报发布后几天,2021年8月31日,中国华融按时发布2021年半年报,利润竟有16.24亿人民币。

财务上,中国华融把巨亏全部放在了2020年。

这也意味着,随着2021年初赖小民的伏法,中国华融在2020年财报中一次性“计提”了赖小民留下的“窟窿”——对于赖小民的接任者而言,这样的“快刀斩乱麻”是无奈之举,也是“最优”选择。

对此,中国华融在财报中直言:“2020年因大量确认减值形成严重亏损,这是赖小民时期累积存量风险的集中体现,也是公司发展史上永远要汲取的惨痛教训。”

实际上,赖小民被查以来,对中国华融,乃至四大AMC“回归本源,聚焦主业”已经是核心的监管思路。

只是对于中国华融而言,由于千亿巨亏,改造得要更彻底一些:

一方面是引入中信集团这个大股东。

2022年1月4日,中国华融复牌,同时公告通过引入战略投资者,增资420亿元人民币。虽然金额不及之前一次性计提的亏损一半,但新股东名单却非常亮眼:中信集团、中保融信私募基金有限公司(国寿、平安人寿为一、二大股东)、中国信达、工银投资。此时,中国华融的大股东依然是财政部。

同年3月,财政部启动用其持有的中国华融3%的股份,向中信集团增资。当月,中信系人马入主华融,中信集团党委委员、副总经理刘正均出任中国华融党委书记,董事长;中信集团财务部副总经理朱文辉出任党委委员、副总裁、财务总监。

而赖小民被查后出任中国华融“看守内阁”一把手的王占峰,调任中国东方党委书记、董事长。

2023年初,财政部3%的股权转让过户登记完成,中信集团对中国华融持股比例升至26.46%,正式成为第一大股东。

今天,打开中国华融官网,在领导团队十人名单中,来自中信集团的就有五人,而真正经历过赖小民时代的华融系高管,只有总裁助理高敢一人。在这样的情况下,中国华融更名中信金融资产顺理成章。

另一方面是出清牌照。

2023年11月15日,中国华融在港交所公告了阶段性的“成果”:中国华融挂牌转让旗下实控的8张牌照。截至公告日,已售出华融中关村不良资产交易中心、华融消费金融、华融证券、华融湘江银行、华融信托5家牌照公司。

回归主业是硬性要求,回笼资金也确实能缓解一时之需。而且对于改头换面的“中信金融资产”,背靠中信集团这个全牌照的金融航母,这些牌照也确实没有什么意义和价值了。或者说,中信集团自此补足了一张全国AMC牌照。

不良资产业务本就是一门逆周期的生意,摆在未来中信金融资产面前的是本轮房产下行周期带来一轮新“机遇”:

11月21日,融创中国发布公告,中国华融将向融创的上海亚龙项目提供34.8亿元借款。“保交楼”也有钱可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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