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特稿：社会老龄化 台湾贫老安居难
台湾
台阶上
台湾即将在2025年迈入超老龄社会，但不少年长者生活处境欠佳，近43万名老年人困居无电梯老宅，甚至有长者无家可归，露宿街头。
台湾社会如何努力让老有所养、所居与所依？哪些地方值得参考？哪些有待改善？
70岁的独居妇女罗月兰，提着一桶做米糕的原料，吃力地走上五楼的无电梯住宅。夜深了，同样70岁的流浪汉（俗称街友）老林，在台北车站的冬夜中发抖，众人皆睡他独醒，眼神却很茫然。
台湾截至去年1月总人口有16.2％是65岁老人，总数超过380万人，到2025年老年人口占比将超过21%，提前进入超老龄社会。在亚洲，日本早在2007年率先成为全球第一个超老龄社会，新加坡则预计在2030年进入超老龄社会的行列。
根据联合国定义，65岁以上的老龄人口若占总人口7％，就进入老龄化社会（aging society）；占14％就是老龄社会（aged society）；超过21％则是超老龄社会（super-aged society）。
困居老宅和露宿街头 两现象值得深入关注
《联合早报》记者在台北实地走访台湾老人的生活处境，发现困居老宅和露宿街头的两个现象值得深入关注。
首先是困居老宅。目前过半台湾人住在屋龄30年以上的老宅，据台湾内政部资料，全台891万户住宅中，多达449万户或50.4%住在30年以上的房子。当中近43万老人住在无电梯的老宅，出入很不方便。
在台北市比率更高，截至去年中，台北市屋龄超过40年的老宅多达44.2%。
记者到中正区万华走访屋龄54年，建于1968年的南机场整宅，遇到准备提桶上楼的罗月兰。台湾的整宅，全称为整建住宅，是兴建于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为安顿拆迁户、低收入者和退休军人的平价公共住宅。
罗月兰在记者协助下提桶上五楼住家后说，丈夫与独子相继过世后，她便独居在八坪（约26平方米）的小房子，房租行情是7000元（新台币，下同，约342新元）。
罗月兰自嘲生活状态是“吃不饱饿不死”，靠着每月退休金1万2000元（约587新元）和低收入户补助7000多元（约342新元）过活。
对于老宅翻新（台湾称都市更新，简称都更），她早已不报指望，称“都更谈了10多年都谈不拢，贫户无法应付头期款、楼下的夜市商家生意好也不想搬”。
但还有无数年迈且行动不便的独居老人困居老宅，上下楼困难，据社工透露经常有人病死家中，化为腐尸传出恶臭才被发现。
据台湾卫生福利部统计，截至去年第二季，全台列册需关怀的独居老人，共有4万2305人。另据内政部资料，台湾独居老人的住宅数量，也从10年前的22.6万户倍增到47.7万户。
有房或租房的老人家尚且如此，在疫情下浮出水面、因无房无业而露宿街头的贫老，生存处境就更令人担忧了。
深夜11时，摄氏15度的寒夜，七旬街友老林坐在台北车站门口的一角，地上铺着纸皮，还开着一把雨伞勉强挡一挡阵阵来袭的冷风。
四周的街友都已入睡，但老林因饥寒而失眠。他受访时友善客气，但边讲话边发抖。
老林过去跑销售业务，半年前公司因疫情不景气而裁员，他付不起在8000元（约400新元）房租，便到台北车站打地铺，靠热心志工分发的食物充饥。
单身的老林说，爸妈早已过世，兄弟姐妹没有过问，他也不想给他们添麻烦，只希望尽快找个工作，糊口和租房。
据社工透露，全台街友估计3000人，约600人在台北，单在台北车站就有250人，是疫情前约80人的三倍。社工不时会发便当和防疫物资，照料他们。社工团体没有老年街友的评估数字，但就记者在台北车站所见，街友中半数是年过六旬的长者。
当老年街友无法长期解决吃住问题，罪案和社会乱象也就难以避免。
台北市主计处去年公布，老年窃案逐年上升，65岁以上犯罪者比10年前增加2.72倍。老人偷窃理由光怪陆离，警方往往送办后检方也不起诉，但案件日增已引起各方关注。
许多专家指出，不排除当中有穷困潦倒的老人家刻意犯法，以求“坐牢养老”，把监狱当成供应吃住的长期照顾服务机构（台湾简称长照机构）。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郑丽珍接受《联合早报》采访时说，越来越多贫老掉出社会安全网的现象，值得各方关注。
她说，台湾多次家庭收支调查都显示，大约5%到6%人口在贫穷线下，但因为种种人为规定，可领取低收入与中低收入补助的总和却不到3%人口，“离反映真正的贫穷率还有很大距离”。
针对老人困居老宅、露宿街头的两个现象，郑丽珍指出，解决方案包括扩建社会住宅、提供租房补助，优先解决安居问题。
她坦言，要为贫老加盖平价的社会住宅，首先面对政府得花巨资回收土地、以及周遭居民担心影响自家房价的“邻避”心态两大障碍。“台湾住宅已商品化，很难去谈居住正义，也不容易说服纳税人拿钱去盖房子给需要住的人。”
但她指出，内政部营建署正全力增加社会住宅，包括通过减税和补助，计划在两年内将两万户旅馆和公私有房舍转型为社会住宅。
要盖社会住宅谈何容易，既须要资金、规划，以及时间，针对眼前迫切需要帮助的街友或独老，郑丽珍重申自己倡议的“居住优先”（housing first）概念，呼吁政府先确保安顿问题、处理心理创伤，再协助他们找工作和自立。
政府应展现公权力 分配资源照顾弱势
郑丽珍长年与社工组织、政府合作密切，去年获蔡英文颁发社工特殊贡献奖。她指出，多家援助街友的社会组织如人生百味、芒草心，已在台塑企业的慈善基金会协助下，为弱势提供暂时的免费住所。
“台湾的社会力就是强在这里，看到哪里需要，就出钱出力去做。如果政府愿意提供租金补助，其实也能达到良好效果。”
人口研究专家、台湾大学社会学系退休教授薛承泰受访时则向《联合早报》指出，要解决老宅翻新、协助无家可归的贫老弱势安居，政府必须展现公权力的作用，分配资源做长期规划。
曾在马英九政府中担任政务委员、台北市社会局长的薛承泰批评，蔡英文政府擅长选举，为了讨好老百姓以获得选票，“钱也花得很凶”。他直言：“弱势群体因此不容易受到照顾，在资源分配上，他们不是第一优先。”
他说，展现公权力和政治魄力，是解决长期建设和治本扶弱的关键。“许多违章建筑、公有巷道的私人停车、非法占用，政府往往都无法处理”，如何建立老百姓的信心？”
在市府担任社会局长时，曾深入访视街友的薛承泰担心的是真正无家可归的贫老一族，一旦在露宿时染疫，就会传染他人。所幸社会局一贯有将这类街友列册，并跟进协助他们。
针对有人担忧许多贫老因不符合贫穷线的认定，而掉出社会福利网，薛承泰指出，关键是台湾对“拥有不动产”的定义太宽松，导致很多人因“拥屋”而排除在贫穷线外。
他解释，贫穷线要符合“月入、动产与不动产”的三个要求，以台北市为例，今年对低收入户的定义是每人月入1万8682新台币（约912新元），其实并不低，但台湾以家户为单位来定义拥屋，包括同住者拥屋，或屋主是直系血亲如父母或子女，同住者就列为可能继承房子的拥屋者。
薛承泰指出，“无论哪一个定义，台湾都有约85%的拥屋率”，导致许多住老宅的穷人得不到低收入补助，成为“穷得只剩下房子的老人”；因此他多年来倡议“以房养老”，逆向抵押房产给银行，活化资产套现，让长者从中获得养老金。
复制老人关怀据点 建立都市部落
社会互助传火送暖，社区老人关怀据点正努力复制到全台各角落；社福组织联手点亮街头，为街友建立“都市里的部落”。
台湾食物银行联合会理事长方荷生（62岁）在台北中正区忠勤里当里长，他在台北义务打理四个食物银行据点，送餐上门给患病老人、也鼓励独居老人来共餐。
其中一个关怀据点“南机场乐活园地”的经理潘梅香（55岁）说，中心每天准备约500份“无菜单料理”便当给社区的老人家，也请专职社工规划老人活动、辅导单亲家庭、为青少年免费补习。记者也看到不时有年轻人专程过来捐出热腾腾的便当、新鲜蔬菜，气氛温馨热络。
方荷生受访时说，在社工和志工同心协力下，老人获得良好照顾，“没房住的我们帮他租房、没饭吃的我们给他吃饭、没食物的我们给他食物”，四个据点照顾的300多名弱势长辈“没有一个染疫”。
他最近四处走访进行分享，希望将成功经验复制到全台各角落，广设社区关怀据点帮助更多长者。前阵子他也筹募到2万2000多个装有干粮和日用品的物资包，分到200多个社区为弱势送暖。
受惠长者郑秀贞（71岁）三年来每天下午到乐活园地领面包，她受访时透露，丈夫和母亲过世后她就独居，靠打临时工赚生活费。她形容老人受到乐活园地的关怀“实在很幸福”，因此有空也当志工帮忙派食物给不便出门的老人，感到生活过得充实有意义。
以“点亮街头”宗旨关怀街友的社福组织“人生百味”发起人巫彦德（32岁）说，他希望为穷困的街友建构“都市里的部落”，让他们在获得情感和经济的支持。
他和伙伴三年前在台北车站附近开“重修旧好”咖啡厅，让街友上门洗澡洗衣、坐下用餐、彼此认识，也靠社会捐款让他们免费短期租房，找工作和开始储蓄，情况稳定后再到外面租房。
社福组织伸援手也应加强安全网
人生百味也串联志同道合的多个社福组织，合力为街友“去污名化”，包括带公众参加“街友导览”，带街友到大专进行“真人图书馆”现身说法，让公众不再将街友当成“他者”，而是相遇与对话中的“你”，体会到街友并不可怕，其实就是遇到困难的人。
对于在疫情中陷入困境而被推上街头的贫老街友，他坦言就算社工密集访视，还是会有漏网之鱼，但只要进入社福网络，就会重新被接住，不致落单终老。
台湾大学社会工作学系教授郑丽珍认为除了社福组织及时伸出援手，政府也应加强社福结构和社会安全网，包括向新加坡的公积金制度看齐，改革保险制度，让弱势老人获更多保障，同时加强理财教育，让年轻人为晚年的“经济安全”预做准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