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港府为何突然叫停23条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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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爆发的反修例运动，凸显香港在国家安全领域长期存在漏洞。北京前年出台《香港国安法》后，很多人都相信特区政府就《基本法》23条立法的日子也会很快开始。令人意想不到的是，港府上周却临时抽起已排在立法会议程的23条立法草案，意味着官方在本立法年度即明年9月前都不会进行23条立法。

香港特首李家超过后就有关做法接受记者询问时，只说国家安全风险千变万化，地缘政治急速恶化，香港须要订立有效及可处理极端情况的法律云云。说来说去，李家超还是没有点出官方突然叫停23条立法的原因。

根据香港《基本法》第23条规定，香港特区必须在分裂国家行为、窃取国家机密等方面进行本地立法，以保障国家安全。但自从2003年50万港人上街游行、迫使时任特首董建华放弃立法之后，国家安全立法几乎成为了建制派阵营一个敏感的“禁忌”。历届特区政府在此问题上都极度审慎，不敢轻言重提23条立法。

与此同时，香港社会矛盾在过去10多年日益激化，“本土”思潮和行动不断发酵。无论是持续79天的2014年“占领中环”事件，还是2016年农历春节期间的旺角暴乱，都让香港屡屡陷入动辄得咎的管治危机之中。

踏入2019年下半年，随着反修例风波持续蔓延，“港独”势力更公然与外部势力内外联动，令香港的国家安全风险日益凸显。建制派阵营于是纷纷呼吁官方尽快就23条立法。

中国全国人大在2020年中终于出手实施《香港国安法》，但只纳入23条部分规定，其余则留待港府自行立法。港府紧接其后，今年1月也向立法会提交了2022年度立法议程，就包括23条立法，计划在今年年底前把草案提交给立法会审议。

正当外界大多认为《基本法》23条立法已经是箭在弦上、势在必行之际，港府为何在这个时候突然叫停呢？

从宏观层面来看，眼下世界正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这边厢，中美和台海两岸关系急遽恶化；另边厢，俄乌冲突加剧。国际关系出现前所未有的紧张，前景日趋不明朗。港府因应新形势审时度势后再进行23条立法，不失为一个较稳妥和负责任的做法。

从微观层面看，《香港国安法》实施后，已经发挥了很大的作用。回想2020年前，“港独”势力有恃无恐，公然鼓吹“港独”主张，公然侮辱、污损中国国旗国徽，围攻中央政府驻港机构。时隔两年，香港众多“港独”团体已经瓦解土崩，没人再敢公然从事分裂国家的活动。这也意味着《基本法》23条立法再没有很大的迫切性。

某程度而言，港府突然“煞停”23条立法似乎也反映出官方以至北京的治港思路有了一些细微的转变，就是回应香港民众的诉求，走向“休养生息”，以解政繁民扰之苦。

犹记得2017年香港举行第五届特首选举，四名行政长官参选人当中，财政司前司长曾俊华提出当选后将推行“休养生息”的政策，少搞政治及集中推动民生政策，引起不少港人的共鸣。

原因是当年梁振英特首任内，从政治到民生，都见到不同阵营对峙、倾轧和斗争，令香港社会经历前所未有的社会对立。许多港人眼见社会愈见撕裂，都渴望社会和谐。如今的香港和当年情景也是差不多。

过去三年，香港经历了社会运动和疫情的双重打击。政治方面，港人为了政治问题耗费了太多时间、精力和资源，还造成严重的社会动荡。大家都付出高昂的学费，现在都希望社会“休养生息”。

疫情方面，冠病疫情暴发至今已近三年，仍未见到一丝曙光。在后疫情时代，香港民生经济十分艰难，大多数港人亟盼望着能有一个更加稳定的社会，以及把精力更多地用到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上。

事实上，最近几年香港的航空旅游、零售和饮食等行业遭受疫情重创，金融从业员又不断流失，许多国际金融企业纷纷选择撤出香港。如何挽救香港经济和保住香港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已成为港府最迫切的任务。官方在这个时候叫停处理《基本法》23条立法，绝对是明智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