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庆成：香港需要怎样的“特首政策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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香港新一届特区政府自从本月初上任后就动作频频，锐意对外展示一番新人事新作风。据港媒报道，官方继早前重组政府架构、将三司十三局扩大至三司十五局后，近来又准备推进另一项大动作——重设中央政策组（简称中策组），以加强政策研究的工作。

香港特首李家超上星期接受媒体采访时就此进一步披露，重设的中策组将改名为“特首政策组”。这是一个高层次的政策组，将直接与他本人沟通，在不同层面协助搜集资料，帮助港府充分理解国家发展，充分审视国际形势，从而实施更全面的政策。

翻查资料，时任港督卫奕信在1989年创立中策组，当时的职能主要是审视政策，推动社会议题，并向社会的不同阶层“收风”（了解民情）。末代总督彭定康上任后，把中策组的“心战室”功能发挥得淋漓尽致，让外界对中策组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九七回归后，香港特首董建华、曾荫权和梁振英皆延续中策组，作为特首的御用智囊，不时展开民意调查，以便更准确掌握民情。但上任特首林郑月娥就任后，随即把中策组改为创新办公室。不少政界人士认为，香港2019年之所以爆发反修例运动，很大程度和官方废除中策组、以致未能准确掌握到社会脉搏有关。

过去一年，香港不少政党、学者都在不同渠道呼吁港府重设中策组。如今李家超开腔证实将重设中策组，说明面对内外新形势，新一届特区政府重设一个专门研究政策的部门已经势在必行。

但要注意的是，多届特区政府都设有中策组，可社会上仍然出现反对基本法23条立法大游行、占领中环运动等，可见中策组并不是解决社会问题的灵丹妙药。早些日子，我和一些前中策组成员交流，他们就指出以前的中策组也存在不少问题。

一是用人唯亲。一般而言，中策组会委任数十名来自各行各业的精英代表出任非全职顾问。中策组每隔一段日子就会开会，邀请这些非全职顾问就一些议题展开深入的讨论，充分反映社会不同声音。

但九七年以来，中策组非全职顾问成员的政治光谱却越来越狭窄，某些时期甚至出现“用人唯亲”问题。港府做政策前期咨询工作时，都是基于小圈子讨论，结果换来“团体迷思”。许多中策组非全职顾问往往会抑压自己的意见去迁就主流意见，以致官方制订政策时出现偏差。

二是政治酬庸。特区政府的法定组织和咨询架构本来应该任人唯才。但长期以来，很多法定组织倾向委任一些权贵第二代。这些人并无真才实料，往往依仗父母辈的影响力而跻身政府咨询组织要职。

过去25年，香港不同特首各有不同施政风格，但中策组也出现政治酬庸的倾向，如“夫退妻来”的极端情况。按道理，非全职顾问是以个人身份参与中策组的讨论，较能从民间思维去考虑问题。但很多人背后却是不同利益团体或政党的代言人。这种委任不单令港府偏重权贵的意见，也令官方无法了解真正的民情。

三是公器私用。自从2003年50万港人上街游行反对23条立法后，香港社会日益政治化。尤其在网络平台上，网民对某项政策讨论往往不是建基于理性讨论，而是以政治立场进行审查，甚至是为反对而反对。

理论上来说，中策组并不隶属于任何政府部门，可以更宏观地进行思考，并且客观地向行政长官提出建议。但在一些时期，中策组不但成为特首的心战室，甚至升格成为“独立王国”，只为特首的个人政治目的服务，包括不惜到处“点火”刺激社会矛盾，令港人更加讨厌港府。

近年香港深层次矛盾问题越来越深，在《香港国安法》生效、完善选举制度之后，更要面对复杂的内外形势。在此之际重新成立“特首政策组”，多渠道把握民情，实为明智之举。关键是“特首政策组”的组成一定要多元化和中立化，尤其邀请不同光谱的精英代表加入，方能发挥最大的成效。

当然，单纯地把解决香港问题的期待全部寄托给中策组这个智囊性质的研究机构，实际上也不现实。无论如何，把握民情只是做好施政的其中一个步骤或者起点。新一届特区政府应该有所作为，在解决民生、房屋等问题上不畏首畏尾，敢于向不同利益团体叫板，让市民尽快看到施政实效，这才是最重要的。